晋商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作为晋商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属于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范畴,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它对晋商的商业活动具有伦理理念与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均是在传统文化约束和影响之下进行运行的,它一方面保证了晋商的长期兴盛,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晋商的衰落。     

法律多元视域下的晋商行规习惯法考量

法律多元的视角下,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构成了法的重要内容.晋商行规以权利义务为中心,运用各种强制手段保障其得以实施,是区别于一般习惯的习惯法.以公平、诚信为宗旨的晋商行规习惯法是晋商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制度保障.     

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以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代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清政府的鼎力支持是晋商地位显赫的重要原因。晋商不仅在开发蒙、满地区，发展边地贸易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晚清票号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结合，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最高峰。山西票号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外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从儒家思想看晋商文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晋商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晋商之所以取得了卓越成绩，就是把儒家思想融贯于商业活动之中，形成了新的商业理念，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晋商文化。     

晋商股份经营制度刍议

明清晋商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行股份经营制度。由于好的制度设计，使晋商做到“足迹遍千里”。然而，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晋商股份制经营的弱点日益显现出来，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最终被市场抛弃。     

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

晋商称雄500年的原因:一是票号资本的二重性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二是与清廷有牢固的结托关系,三是把握商机、充当清廷的财政工具,四是有严谨的经营作风和引进创新的金融制度。19世纪80年代晋商走向急剧衰落,原因是国势衰微,百业凋敝的生存环境,近代银行的兴起与外资银行的挤压,以及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与剩余资本投向单一。     

“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明清晋商与徽商不同价值观之探究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达到了顶盛,其中晋商、徽商最负盛名,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两者在价值观上却有明显的差别：晋商＂学而优则贾＂、微商＂贾而好儒＂。不同的价值观源于其不同的民俗民风、历史条件以及与官府的紧密程度。     

山西票号业的金融创新

山西票号是晋商的一个重要分支 ,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 ,票号第一次使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使得中国的金融进一步走向健全和完善。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晋商影视剧中精神文化特色的阐述

晋商影视剧的热播,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原因在于其中对晋商精神文化特色的诠释。晋商影视剧所诠释的诚信节俭文化和开拓创新精神,以及仁义礼智信的商业道德,对今天建设诚信社会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民国初期山西"村政"改革与山西乡村教育关系考

民国初期,山西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和各种社会教育的发展水平在全国领先,原因在于山西实行“乡村自治”为宗旨的乡村行政建设时,将义务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与村政建设紧密结合,农村基层政治的相对自主保证了基层义务教育的经费、人员和管理,使以乡村为基本单位的各种教育得以推广,并在一整套改良山西乡村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的政策实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科学技术与山西区域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核心权力论的一个例证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摇篮,有史以来又多次执中国历史之牛耳,地位远过于今天的山西。对此,人们多从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去发掘其原因。从山西历史上的科学技术之内涵及其与社会历史关系看,科学技术起到了主要支撑与核心动力的作用,是科学技术撬动了山西历史以至中国历史的车轮。     

太原失陷后的山西战局——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背景

太原失陷后,山西省境内除八路军外,晋军、中央军及其他各路军队甚多,各部继续进行抗日作战,山西战场上绝非八路军一枝独秀。太原失陷时,日军只占领了同蒲路北段、中段和正太路沿线城镇,晋西北、晋南、晋西、晋东南等区大片土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并与后方连接,中日军队仍在正面战线交锋。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那时,八路军一些部队的作战也从属于正面战场。太原失陷后,第二战区即部署各部军队分区游击,军事委员会亦指示第二战区开展游击作战。但第二战区部队除一部分已经转入日军侧后开展游击作战外,多数部队进行的还是运动战,有的是阵地攻防作战。将太原失陷后晋省作战统通归入“晋绥游击战”,似亦非所宜。太原失陷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军抗日作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共产党八路军所起的作用。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公共管理指国家、政府及社会组织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古代也存在公共管理。我国璀璨的古代文化酝酿出诸如谏议制、基层自治、宰相制和科举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在对我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也有一定的启示。     

对晋商劳动力激励制度的两点思考

明清晋商为调动其劳动力的积极性采取了一套特别的激励制度,时称顶身股制。深入分析该制度对我国目前企业管理制度的改进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在晋商顶身股制度下,让员工参与企业未来权益分配的思路可以给我们以参考,但必须视企业发展阶段选择适当的薪酬性激励手段。总之,认清形势,适时而动才是现代企业应付激烈市场竞争的不败法则。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的形成及其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于1936年首先在山西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其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是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相互交织、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积极主动争取,以及执政山西的阎锡山面对危局,反复权衡,最终出于民族大义转向联共抗日立场的结果;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促进山西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两军携手抗击日军进攻,以及山西和华北敌后三大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基于CPS架构的数字化战略能力构建——德国工业4.0的管理体系与转型实践

在全球再工业化的背景下，网络实体系统(CPS)成为各国制造业发展的制高点。文章以服务主导逻辑为理论视角，基于CPS技术架构与功能，解读其数字映射能力、资源集成能力与价值共创能力三层战略能力，并针对能力构建过程中的管理挑战对德国政府与制造企业的工业4.0管理体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德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能力构建重点不同，中国关注数字映射能力和资源集成能力，德国则重点部署资源集成能力。两国政府在工业4.0的推进上均发挥了战略引导作用，德国在发挥创新平台战略价值和相关标准制定上的经验值得借鉴。     

论宋代义仓

义仓是宋代救荒仓储制度的主体之一,虽历经多次置废反复,管理体制和救荒职能仍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与完善。在宋代救荒活动中,义仓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稳定、民生安泰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