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仁民爱物的思想──兼论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对待古代遗产

论杜甫仁民爱物的思想──兼论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对待古代遗产何国瑞社会活动的主体能给历史以影响者很少。杜甫能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对人类产生着永恒性的“杜甫效应”，是由于其时代、家世、经历、个性形成了交汇的最佳结构，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执着儒家理想的主体精神...     

高·大·深·奇·神——杜甫山水诗审美意境探微

杜甫在创作山水诗时总是被其特有的创作心态所左右。强烈的创造主体意识使杜甫能自由驰骋于自然山水之间,但他积极的入世精神与时时处处的挫折致使其被笼罩在恒久的忧患意识之中。杜甫山水诗的艺术成就创造出了一个个元气淋漓的艺术境界,其整体特色是“高、大、深、奇、神”。     

论杜甫对冯至诗歌创作的影响

冯至是20世纪40年代新诗人中受杜甫影响最大、对杜甫精神领会最深的诗人之一。冯至从杜甫那里继承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继承了把内在生命和外在宇宙对接起来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继承了在诗歌创作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新精神,并进行了现代化转换,是杜甫千年之后难得的知音。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长安十年:杜甫之所以为杜甫——《杜甫与长安》简评

杜甫在长安的十年,在他一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说的:“对杜甫来说,无论在政治上或诗歌创作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如果说,时代造就了杜甫,艰难玉成了诗人;那么,正是长安十年,奠定了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杜甫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诗人,正是长安这十年为其奠定了基础。     

论“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之影响

关于“梅村体”的艺术渊源,前人多重视其源出初唐四杰与中唐元白,相对忽视了其转益多师的艺术继承。本文论述“梅村体”所受李、杜歌行体之影响,弥补这一认识缺失。受李白之影响在梅村是偶一为之,受杜甫影响则为“梅村体”之常态。受李白影响在于其个别诗歌之想象、格调;而受杜甫影响则在其“诗史”精神、现实态度、叙事艺术等大方面,在“梅村体”的大量诗歌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论审美感受的特点

审美感受不同于普通感受,它更深层,也更高级,有其独特的特点。1、模糊性: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是模湖的,其情感体验和精神愉悦是模糊的;2、新奇性:审美主体对新奇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常在单调和重复中追新求异,化腐为奇;3、神秘性:审美实践中,物化了的典籍文化中飘荡着神秘之魂,平凡普通的生活中弥漫着神秘之氛。在复杂的审美实践中,以上三个特点不具普遍性,原因在于审美主体的差异性。审美活动中,正是因为主体人格、情感、经历、教育的作用,才使主体睁开了“模糊”、“新奇”、“神秘”的眼睛。     

弘扬杜甫精神,回应人类危机——纪念伟大诗人杜甫逝世1230周年

如何回应与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危机 ,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弘扬杜甫精神 ,可作为一剂解患的良药。所谓杜甫精神 ,主要是指杜甫所奉行的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早期儒学的人文精神 ,是杜甫在其生命的运行之中 ,将早期的儒学人文精神化作生动的生活体验和感知 ,通过个人与家庭、社会及自然界的交往实践 ,将早期的儒学人文精神有血有肉地、富于强烈感情色彩和鲜明个性特征地凸现出来 ,因而 ,易于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具体说来 ,弘扬杜甫的“物与”精神以回应生态危机 ,弘扬杜甫的伦理精神以回应道德危机 ,弘扬杜甫的乐道精神以回应精神危机。     

情深义重夫妻情——论杜甫的爱情诗

杜甫不仅是“诗圣” ,也是富有人情味的“情圣”。杜甫爱情诗中所表达的夫妻情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 :对妻子感情真挚、忠贞 ;饱含感激和愧疚 ;对妻子的尊重。最后 ,指出了杜甫的爱情观源于杜甫的真     

仁者为圣——杜甫的人格内涵解析

本文从对杜甫“诗圣”美称中“圣”的含义的讨论出发,证明“圣”是对杜甫人格的高度赞扬,通过对杜甫作品的分析进一步阐释了杜甫“圣”的人格精神的内涵。并同时分析了杜甫媚俗的人格缺陷形成的社会背景,证明这并不是杜甫人格特征的主要方面。     

“有”“无”之间——论史铁生创作的精神矛盾

史铁生是新时期中国文坛一个具有独特的生命悲剧体验的作家,他以一种诗化的写作姿态揭示了生命的荒诞和人性的复杂,其作品主题深刻,启人深思,获得了当代文学评论界广泛的价值认同和精神推崇。遗憾的是,他并未能全面超越现有文化的限制,在精神的探寻中内心充满着矛盾与困惑,徘徊于主体、价值、目的的“有”与“无”之间,寻找着生命的妥协与自足,从而限制了其创作的精神高度。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论杜甫山水诗

本文以时地为序,从纵向方面勾勒了杜甫山水诗6个阶段的不同的内容风格特点：1.泰山豪情;2.慈恩寺塔“百忧”;3.凤凰台自誓;4.成都楼伤感;5.白帝城“血痕”;6．洞庭湖畔眼泪。杜甫山水诗有着巨大的成就,但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受“诗圣”、“诗史”等传统研究思想束缚。     

论屈原、杜甫文化精神之承变

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屈原、杜甫有相同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甚至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理想实现的途径 ,结果 ,依前圣的准则所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并为之献身的生命根基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屈原因怀疑社会、历史和宇宙自然而著《天问》 ,最后以结束生命的形式来结束无法得到回答的思考和疑问。杜甫没有产生屈原似的彻底的怀疑精神 ,那些“止于忠孝”、“一饭未忘君”的作品却获得了爱国的意义 ,这是杜甫的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论杜甫“集大成”的情感本体

杜甫的诗歌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和成就。杜甫之所以能超越众人,获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主体性,在于其情感本体的特点是真与善无间的结合,不妨说杜之真,是以善为内容的;但就其主体性而言,则善只是其本真的表露,善倒成为真的形式。其真与善在生活中介的作用下双向建构为杜甫独特的情感结构,从而完成其扬弃与继承的主体性。     

论杜甫的复仇精神

唐诗人杜甫有一些表达复仇思想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杜甫以鹘作为击恶排难的意象,寄托复仇精神,表达了对危害国家人民的恶性势力的挞伐。杜甫的复仇精神并非单纯的发泄豪侠意气,而是与他的儒家情怀、家族门风、豪侠气概以及爱国爱民思想密切联系的。     

究竟是“失语”还是“得语”——兼论“失语症”的解决之道

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失语”现象时有发生,却不是主体;更为主流的是中西文论在遵循精神契合性、民族性、传统性基础上的“得语”。在20世纪的杜甫研究中,“人民性”“现实主义”“民胞物与”等概念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文论强大的生命力,是“得语”的明证。疗治“失语症”应该尊重中国文论建设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准确认清古代文论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定位,以及它在经历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的社会属性,较少掺杂民族主义情感,代之以学理性的分析,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作家主体意识的提升——论曹丕的“文气说”

中国古代文论不同于西方古代文论的根本之点,在于它特别重视创作者的主体活动。尽管两者都把文学创作看作主体和客体交互作用的审美过程,但古代西方文论是以主体对客体的摹仿为基本点的。摹仿,是古希腊美学的普遍原则,亚里斯多德就是在“摹仿说”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诗学体系。不管“摹仿说”包含了多少主体的创作意识,其视角始终是着眼于自然,着眼于创作客体的。中国古代文论则不同,它以创作者的主体活动为基点,从来不把文学看成是对客体的摹仿,客体只是主体活动中的一种载体和媒介,永远没有与创作主体有同等的品格。文学不是现实的“影子”,而是精神世界的披露。它所特有的一系列贯串性的核心概念,如“气”、“情”、“意”、“趣”、“才”、“性”、“神”、“韵”等无不与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这种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文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     

杜诗"句中有眼"论析

“句中有眼”是杜甫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一直未见深入的研究。杜诗“句中有眼”的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或条件:一是南朝以下诗歌的语言格局,为“句眼”的炼制提供了形式上的准备;二是诗到盛唐,诗歌意象的大量积累、沿袭、老化,严重阻碍了诗歌艺术的发展,“句中有眼”是诗歌艺术破旧创新的必然选择;三是杜甫个人的主观努力。杜诗“句中有眼”具有多方面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