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政府在不完全竞争下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发达国家中取得了一定成效,联系中国的实际国情,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实施需要满足的三个基本条件.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贸易措施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发达国家通过"利润转移"理论和"技术外溢"理论,从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使战略贸易政策得到切实的实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必须具备相关条件,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中国都有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必要性.     

战略性贸易政策影响奶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乌拉圭回合关税减让、进口配额、出口补贴等数据的变化,分别与奶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趋势进行对比分析,显现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奶业国际竞争力的实际影响,得出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够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结论,并提出中国可以适度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建议。     

关于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思考

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政府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贸易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从我国转型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必然性,并对如何运用这一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以新贸易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与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实施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关键是在扶持对象、扶持的时间、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有效选择。     

战略性贸易政策下的关税保护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指导下,一国可以通过对其较集中的战略性产业实施有效的关税保护措施,实现垄断利润从国外向国内转移。文章结合战略性贸易政策下的关税保护理论,通过对我国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的关税保护水平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的非适应性结论,同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贸易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考虑到中间产品和交易成本对其补贴效果的影响.在Brander和Spencver(1985)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中间产品和交易成本影响变量的三阶段出口补贴博弈模型,并针对企业不同经营战略(本国和外国企业垂直整合的不同情况)对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引入了中间产品和交易成本后,战略性贸易政策补贴效果大为削弱,从而推翻了Brander和Spencer(1985)模型中政府始终有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动机的结论,并得出企业垂直整合的经营战略可以很好的防止中间产品给战略性贸易补贴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以及战略性补贴应该随着交易成本的上升而降低的结论.     

战略性贸易理论与中国政策选择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是目前国际贸易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最为活跃的理论之一.它从不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出发,并结合规模经济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前沿问题.本文主要研究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剖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探讨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意义和应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贸易发展的影响

近十余年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选择对我国贸易发展影响深远,本文主要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背景出发,论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原因及其基本观点,与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探讨我国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上的选择和意义。     

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新视角——基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改变了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条件前提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论证了政府对贸易政策干预的合理性。但战略性进口政策和出口政策使利益冲突和政府干预更加明显化,由此可能造成的整个国民福利净损失,也给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反思,加强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贸易政策的必要性。     

政社关系调整下的中小企业生存之道——基于“双层三因素模式”的建构与分析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背景,提出为解决金融危机下更严重的出口、融资、企业成本、贸易摩擦等问题,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管理需要从传统的“政府——企业”的单向思维模式转向“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交叉与合作的“双层三因素模式”,以分担政府管理企业的负担,发挥行业的组织优势,提高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最终促进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     

人民币升值的"虚拟性"与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调整--兼论体制、结构和政策因素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形成原因及性质的逐一分析,指出:人民币升值与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状况和社保条件等并不协调,即人民币升值缺少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但从贸易与外资惊人增长、国际收支双顺差和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等方面来看,人民币又确实面临升值压力。这一悖异结果的形成原因是政策、体制性因素,而并非一般市场经济规律使然。说明人民币升值具有很高的“虚拟性”,即“升值泡沫”,而且粗放型贸易增长和诸多传统贸易发展观念愈发凸现了这种“虚拟性”。所以需要标本兼治:近期应着力调整贸易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长期应以转变观念为切入点,以结构调整为主线,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来深化改革、规范政策,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中国“入世”利弊分析

“入世”给中国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1)“入世”可以使我国获得世界上最广泛的最惠国待遇,用WTO统一规则处理同世界各国的贸易争端,并有效地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享受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因而“入世”会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国际经贸环境,这是“入世”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所在;(2)“人世”会促进中国外经贸的大发展,并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就业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活力的增强,同时也应看到“入世”使体制加速转型的压力、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及社会的就业压力增大,但总体上讲,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对各产业的影响喜忧参半;(3)“入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立即全面开放市场.     

亚洲货币合作:理论与可行性研究

在总结区域货币合作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亚洲货币合作可行性的研究表明:亚洲地区仅在某些方面符合构建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条件,而在一些重要方面尚存有欠缺。此外,并非所有国家之间进行货币合作都具备条件。因此,亚洲尚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现实的选择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可以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选择最优合作伙伴,逐步推进次区域货币合作。     

保税区企业管理的文化问题

作为我国对外窗口、改革试验田和市场经济前沿的保税区,在扩大开放、促进中国公司跨国化、发展国际自由贸易区,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税区的企业大都为中外人员共同工作,由此导致了企业管理中的跨文化问题。应该看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企业管理问题。文化背景的不同,在企业管理中造成文化冲突,导致跨文化问题的产生。为此,应该确立跨文化管理观念、文化平等观念和文化融合观念,通过异质文化间的平等交流、沟通,达到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协调、优势互补,减少、缓和和妥善解决保税区企业中的跨文化问题,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     

公路运输经济管制研究的回顾和进展

经济管制理论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反垄断问题，而中国的公路运输行业长期处于低效率分散竞争状态，传统的管制经济学理论并不能简单地平移到这一领域。文献回顾表明，由于以往的研究是借助经济学的个别范式进行的，因此对管制理由、管制目标，以及公路运输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关系方面的认识都存在缺陷。分析认为，在公路运输经济管制理论的研究中应该强调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侧重于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最新的研究在产业模型建立、产业基本经济属性的研究方面都有显著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就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市场结构和管制政策形成了新的观点。未来这一领域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由于政企不分造成的管制者寻租问题、管制者与企业间利益关联问题、公益性事业过度市场化的矫正等问题。     

中韩FTA签订过程中的政治因素及我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中韩建交二十余年来,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出于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需要,中韩两国对建立FTA达成了共识。中韩FTA的建立也势必会为两国及东北亚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中韩两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结构和消费结构存在差异。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两国在自身劣势领域的规则制定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而两国是否会作出相应的让步,让步的程度又有多大,这其中都凸显了经济利益背后的政治因素。中国在谈判的过程要明确韩国以及美国的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只有把握住对方的真正意图才能"对症下药",寻求在谈判过程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在顺利建立中韩FTA的基础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     

在华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交易冲突新动向及关系协调

在华跨国零售与我国供应商交易矛盾由来已久,且持续不断。当今市场环境下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的交易冲突出现新的动向,矛盾聚集在"交易合同"的不平等;交易价格不公平;交易费用不稳定;交易发票的不规范等方面。在华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的交易冲突是流通领域变革背景所致,是买方市场势力的体现,也是我国相关法规疏漏的反映,还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行为协会整体作用缺失的缘故,更是零供双方市场力量对比失衡的结果。因此,在认识层面上需要超前意识,以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审视零供矛盾机理;以动态的眼光关注零供关系的发展趋势;在政策、制度层面上,需要加大控制力度和执行力度,以规范在华跨国零售商和我国供应商利益关系;在法律层面上,需要系统地构建法令法规,以约束在华跨国零售商和我国供应商利益关系;在行为层面上,一方面抑制跨国零售商在华市场的买方强势,削弱其商品交易的相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扶持我国供应商的卖方弱势,增强其商品交易的竞争地位。以此协调在华跨国零售商与我国供应商的交易关系。     

丹东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选取1998—2008年辽宁省丹东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样本,利用依存度、贡献率、拉动度等指标分析丹东市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促进丹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推动市场深度开发,拓展国际市场空间;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推动外贸方式多元化。发挥产业基地优势,加大招商引贸力度。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境外投资带动出口。完善外经贸促进体系,推进外经贸行政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