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甘南藏区的传播及影响探析

近代不少外籍传教士来甘南传教,他们通过多种布道方式,不仅使基督教成为甘南多元宗教之一元,而且促进了甘南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加强了甘南与外界的联系与交流,使封闭落后的甘南有了些许新的气息。     

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个案

西南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与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少数民族中的成功宣教活动有关。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宣教活动的典型个案，作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著名传教士之一，他在川滇黔边的苗族地区，积极创制苗族文字、开办教会学校并为苗民伸张正义，使得其传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云南民族地区教会学校教育及影响

民国时期,基督教①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快的传播.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广泛地建立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建立,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它又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晚明基督教在华传教策略探析

明代晚期,基督教进入中国.基督教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其策略是不断变化的,最早传教士采取的是与佛教认同的策略,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于是改变策略,开始向儒家靠拢,并批判佛教.同时,传教士还以西方的科学知识为工具传播基督教教义,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一定的进展,他们在中国建立了几个传教的基地,并发展了一些信徒.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     

基督教在近代郑州的传播

基督教来华是在西方欧美国家海外传教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背景下展开的。新教和天主教的一些传教士相继来到郑州,通过建教堂、开医院、设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教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郑州社会的发展。     

马礼逊与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之关系研究

作为公认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始祖,马礼逊对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事业施加了重要影响。马礼逊与基督教界的密切交往及其在纽约、费城的一系列关于海外传教事业的演讲,极大刺激了美国基督教会对海外传教事务的关注和海外传教团体的接踵成立;美国传教士入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马礼逊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之呼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在华事业是对马礼逊所倡导的在华事业的承继与光大。     

广学会编辑策略略论

<正>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是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设立的最大的编辑出版机构。中法战争结束以后,西方传教士在新的不平等条约庇护下,开始在中国内陆各地驻足。传教士在敌视氛围中难以扩大传教,于是重新审视先辈们的传教经验和教训,改变策略。传教士们认识到,中国历来是礼义之邦,中     

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入时间大致在清末同光年间，先有商人带入，后有传教士传教，义和团运动前发展缓慢，以天主教为主。义和团运动之后至宣统年间是这一地区基督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天主教的数量和范围都有较大的发展，基督新教开始传入。民国前期这一地区的天主教稳定发展而基督新教却走向衰落。其原因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基督教自身的渊源以及陕北民间信仰的价值取向有关。     

潜性与显性修辞原则:诚信与得体

修辞的原则是修辞界讨论较多的内容,但把修辞的原则分解为潜性原则和显性原则来讨论,尚不多见。修辞应该有潜性原则和显性原则之分。修辞的潜性原则是诚信,它是内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修辞的显性原则是得体,它是外在的,听得见,感受得到的。诚信是表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得体是诚信的结果和表现形式。诚信必须通过得体这个美丽的外衣来显现。但诚信和得体之间是非对称关系,因此,不可逆向推断。     

实践限度与马克思辩证法——与陆剑杰同志再商榷

科学实践观是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平台和基础。实践之主客体关系和主客观关系的关联是对立统一的,主客体对立统一是实践现象界的关系,而主客观对立统一则是实践本质界的关系。将马克思辩证法归结为实践辩证法,归结为主客体辩证法,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唯心的。《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以主客体关系任意比附马克思辩证法本意的做法是片面的。作为限度的实践,只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的,但不归结为实践辩证法。     

时间图形的双重本原

对于康德的时间图形理论,海德格尔有两种不同解释：一是认为过去构成时间的本原,只有过去才是作为时间的时间;二是认为未来构成时间的本原,未来先行规定现在与过去的综合统一,只有未来才能提供时间图形的框架结构。文章阐明：本原分为定义本原与生成本原,过去构成时间图形的定义本原,未来构成时间图形的生成本原;语言是造成双重本原的终极原因,语言（此在）是对于时间的存在建构,语言的谓词功能建构时间的未来维度,语言的名词功能建构时间的过去维度。     

文明的融合冲突与拉丁美洲的现代化

拉丁美洲文明的形成和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不同文明的融合进程比较顺利的时候,也是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的时候,表现为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反之,当文明的融合不顺利和困难的时候,也是其现代化进程发生困难的时期,表现为社会冲突、经济停滞和政治局势的动荡。     

自然与生态公民的理念

自然在其本义上是指人类未经干预的状态,是世界由以构成的基质。人类对于自然的领悟,关键在于脱离简单生存论的层面,而能进入一个触及自然之本质的实体论的层面。在保持与自然律相一致的行为方式上,生态公民是积极尊重自然律并忠实履行自然律的公民。生态公民标志着自然性与公民主体性的觉醒。生态公民既是一个群体,又是一种观念。作为群体的生态公民,它是全球化浪潮下环境保护运动的主体人群;作为观念的生态公民,它是体现尊重自然与关怀自然的新型价值观。人与自然的一体化,是生态公民的基本观念。毕竟人源生于自然,身处于自然,这既是原初的状况,是过程的开端,也是最真实的写照。因此只有理解了自然,才能认识生态公民自己的本真存在。     

相对主义:一种非主流的形而上学——重新认识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本质

一般说来,我们总是看到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直接对立,但是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更根本的关系却是:相对主义分享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预设——主客相分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因此,相对主义也是一种形而上学。二者之间的不同在于绝对主义是形而上学的积极发展,是形而上学的正统;而相对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消极发展,是形而上学的自我否定。     

从政治参与到公民参与的范式转换

政治参与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名词,其“硬核”部分表达的就是对政治的介入和影响,是传统政治的表现形式。公民参与的提出是对政治参与“保护带”调整的结果和产物,它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对应,是现代政治的表现形式。公民参与不仅仅是对政治参与的辨证否定,它还是一种理论范式的转换。     

城乡一体化:推进路径的战略抉择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制度安排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保障,农业全程产业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抓手,都市农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纽带,原料性农业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举措,新型工业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引擎,安居乐业的城镇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平台,农地合理流转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杠杆,农村基层干部的执行力和积极性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动力。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