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从杨廷和到张璁--嘉靖初年改革述论

杨廷和、张璁在嘉靖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担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执政期间,针对武宗弊政进行改革,使正德以来积弊日深的政治出现了一线生机,并开明代中后期改革之先河.     

得志行道:张璁合法共治权力的获得与行使

在大礼议当中，张璁不顾身家性命，维护世宗和兴献王的父子关系，与世宗建立了“相遇相保”的君臣关系。世宗接受了张璁提出的“君臣共治”的执政理念，张璁也因此获得了合法的共治权力，扩张阁权，内阁成为当时官僚系统的中枢机构。为确保官僚系统的合理运作，世宗和张璁重新划定了阁权范围，阁权得到提升的同时，仍保持在皇帝制度中的合理范围内，与君权共存而不悖。     

杨一清与大礼议

大礼议可分别以"左顺门事件"的爆发和<明伦大典>的颁布为断限标志,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杨一清在议礼之初以在野元老的身份对"议礼派"观点给予重要的舆论支持,也为自己起复、入阁奠定了基础.身为内阁首辅,他广泛参与对大礼后续工作的处理,尽力维持文官集团的和睦,规诫世宗君臣进一步打击"护礼派"的极端行为.不能轻易断言张璁等人的做法代表"革新",而杨一清的努力是"因循守旧".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论杨廷和——兼评明正德16年的改革

杨廷和(1495——1529),字介夫,河南新都人,自幼聪颖好学,12岁中举人,19岁中进士。身仕明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历官翰林院检讨、太子侍读、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自正德7年至嘉靖2年任首辅大学士,并先后被授予少保兼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左柱国等荣誉爵位。在正德末年危机频现、政局动荡的历史旋流中,他挺身而出,领导进行了政治改革,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一明武宗是个争强好胜、骄横荒淫而又昏庸的封建帝王。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     

论明代大礼议中的革新思想

本文对明世宗继位初期新旧势力的议礼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和剖析,揭示了双方议礼观的实质。作者认为,以张璁为首的“大礼新贵”所取得的胜利,为世宗亲自主持进行的、旨在革除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嘉靖革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就是说,大礼议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     

论“大礼议”与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冲突

明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到嘉靖三年（１５２４）间,以杨延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主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     

思想和政治:湛若水与"大礼议"之关系述略

"大礼议"是在明代嘉靖朝发生的、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杭尊号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政治论争,是明代政治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大礼议"中,湛若水站在杨廷和等人这一边,反对嘉靖皇帝追尊其父兴献王、反对嘉靖皇帝在奉先殿侧建庙以祀兴献帝.后来,在"郊祭礼"等问题上,湛若水亦与嘉靖皇帝意见相左.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被人理解为处于心学与理学之间的思想家,湛若水企图用自己的思想、用传统的礼制观念来影响嘉靖皇帝、影响当时的政治,他的愿望最终落空.     

林俊与明代“大礼议”

刑部尚书林俊在嘉靖初年的遭遇是朝臣中极力拥护首辅杨廷和一派的缩影,研究他对认识嘉靖初年政局有重要的意义。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有深切怀念之情,对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他对世宗的打压过甚,加上议礼之外的政事处置上与世宗的矛盾颇多,就大大加剧了嘉靖初年的君臣矛盾,也导致了他和其他反对世宗者的迅速去位。     

论清代康熙朝御史弹劾噶礼案

良好吏治为历代贤德统治者孜孜以求,但即便政治清明时期也难以禁绝腐败现象。清代康熙朝弹劾噶礼案就是作为监察官员的御史对为官不端官僚进行弹劾的典型案例,然三名御史先后两次严正弹劾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实质在于圣祖掌控对案件性质的衡量权和对案件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完全凭"圣意"予以裁夺。     

论张洎的外交思想

宋太宗时期，宋朝的对外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辽主动出击到虚内守外、以防为主。张洎在太宗朝累官至给事中、参知政事，参与了宋王朝的重要政治活动，他几次上奏言边事，表达了其消极防御的外交思想。张洎提出在外交模式上防守勿攻、敌去勿追的思想；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上，主张把内政放在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在西夏对宋边境的战争中，提出弃地妥协的主张。张洎理想主义的消极防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太宗朝及北宋中、后期的外交思想。     

论张璁的“大礼议”与改革思想

张璁继承永嘉功利学派的思想,对当时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进行了改革,并在清理勋戚庄田、撤除镇守太监、清理吏治、倡廉反腐及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不称王的改革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后人认为他事功似胜张居正一筹.     

对戊午科场案的考察

按照清代制度,科举戒律森严。但因其为进身之阶,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咸丰初年,条子关节之风已经盛行,大庭广众之中不以为讳。咸丰帝决心整顿,结果是上相弃市,士人满狱,震惊朝野,影响深远。有人认为此案系载垣等公报私仇,实际上完全由咸丰帝决断。     

孟知祥之顾命大臣的政治命运及后主前期的政争

后蜀高祖孟知祥临终时,选择了勋臣赵季良、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李仁罕、侯弘实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尚当冲龄的幼君孟昶,此6人均曾为后蜀的建国立过不世之功。但孟昶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和旧臣展开了持久的权力争夺,导致了旧臣们政治命运的升降沉浮。他们或被杀或被罢（当然也有的得以善终）,直至完全淡出政治舞台;而孟昶则起用了一批毫无政治远见的新贵,他们的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无疑加速了后蜀的衰亡。     

中晚明之交文学新探

在中国历史上,16世纪是一段多灾多难的时期,嘉靖皇帝在位的四十多年间（1522-1566）,宦官擅权,朝纲废弛。其时倭寇日炽于沿海,不断滋扰;而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人再犯北京。惟因许以贡市,才得转危为安。在此期间,不断有正直的官员——如海瑞、杨慎等——冒着生命危险,屡次向皇帝上疏而被逮入狱或遭放逐。贬谪文学也因而兴起。同时,这也是一个改写小说的时代,《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书都在此时得到了十分完整的改定。否则后来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小说”。与此同时,印刷业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很多文学作品也因此由坊间大量出版。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中。政治迫害并没有使人沉默。而是造就了新一代的作者和读者,尤其是许多读者时时有好奇、求知之欲。此外,嘉靖时期文学产物的丰富和多彩多姿都让人不得不拿它与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相比。     

明人选明词二种考论

明人选编的明代词选,一为万历年间钱允治选编的《国朝诗馀》,二为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沈际飞在《国朝诗馀》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草堂诗馀新集》。文章对《国朝诗馀》存在的问题,《草堂诗馀新集》的成书时间与主要成就作了具体深入的考证与论述。     

明宣宗弊政及对后期政局的影响

明宣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史学界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任用贤臣,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重用宦官,过度崇奉佛教,沉迷于宫廷娱乐等,不仅为明代中后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