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价值信念的彰显——论王畿哲学对老庄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思想已成融合之势,释、道二学日益渗透于正统儒家思想中。王畿作为心学派王守仁的得意门生,其思想颇受老庄影响,特别是在本体论架构中,即关于对“道”的虚无性、自然性的继承和主体性思路的延伸方面流露出明显的道家痕迹。与此同时,王畿对老庄思想中不合儒家价值信念的地方予以了批判和改造,体现在功夫论中“自信良知”学说与老庄“绝圣弃智”观点的分道扬镳,及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态度和人生理想。     

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从西周的“学在官府”到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再到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中国学术经历了一个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的过程，演变轨迹为：学在官府——礼崩乐坏，学术下移——儒、墨私学产生——百家争鸣——六家抗衡——儒、道并争——独尊儒术。汉初儒家之所以能兼容百家，完成统一思想的任务，实现子学向经学的过渡，一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二在于儒家主张的“仁义”思想，三是儒家在斗争中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活句”与“死句”——道家美学的语言策略

历史上儒道两家的关系,多是儒家唱主角而道家演配角。所谓“儒道互补”,往往是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依现实社会之需要而以道补儒,即因着道家的思想来修正、调整、补充、扩展自身。儒家之“在朝”与道家之“在野”,主宾关系历来比较清楚。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则不然,道     

遗民心态与明清之际的庄子定位论

明清之际,怀有亡国之痛、处于艰难境遇中的遗民知识分子对庄子思想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进而对其作出了不同的思想定位。佛教高僧俍亭净挺判庄子为禅学一支,觉浪道盛则以庄子为"尧孔真孤"。受到道盛的影响,儒家学者中的方以智、钱澄之同样把庄子归入孔门,并试图以易解庄,会通庄儒。而傅山却基于开放的子学视野齐同庄儒,且奉庄子为精神导师。王夫之则一方面断言"庄生非知道者",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凡此种种庄子定位之说,皆是明遗民知识分子特殊心态的表现形式,其中蕴涵着虚无遁世、个性解放或隐身守道等复杂的思想特质和精神取向。     

陆西星《老子玄览》思想特色

陆西星是明代著名的内丹家,所著《方壶外史》是道教内丹史影响颇大的宏篇巨著。本文着重探讨《方壶外史》之《老子玄览》的思想特色。陆西星站在内丹家的立场注解《老子》,对《老子》的“道”论、“观妙观徼”、“上德下德”、“有为无为”等等都从内丹炼养的角度进行诠释,旨在阐发其“玉炼金炼”、“炼己采药”的内丹双修理论。《老子玄览》还深受大乘佛教的影响,讲解内丹以无相为宗,此为其不同于以往丹经的独到之处。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从辛弃疾作品的儒、道、释倾向看他的人格特征

本文分别探讨了辛弃疾作品中的儒、道、释三种思想倾向。认为诗人早期追求“真儒”事业,后期则主张以“至诚”参天地,否定儒家的功名思想。对道、释思想则表现为弃其神仙、虚妄之谈,崇尚的是:“齐万物”“无我”和“随缘”的人生观。在此似乎相互矛盾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诗人的以“至诚”“任真”为主的人格特征。正是以这种品性使辛弃疾创造了他的辉煌的一生。     

关于儒、道、佛三家的理论极限

儒、道、佛(禅宗)三家理论构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从理论“终极关怀”的视角看,三家皆有自身的理论极限:在儒为“天命”,在道为“无极”,在佛为“拈花之境”。三家理论既有纵向的衔续性,又有横向的涵纳性。道家以“无限”实现了对儒家的超越,佛家以“心法”实现了对道家的超越,最后由宋明理学完成了对三家的综合性超越。准确地找到这三个极限,对于在宏观上重新认识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或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之异同

“功夫”/“工夫”一词既有技艺义，又有修身义。在儒家修身学中，“志道”（学道）与“游艺”（学艺）均是君子修身之道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修身功夫/工夫与技艺功夫/工夫在“目标定向”“时间历程”“自身反涉”三个面向上既相通又不同，揭示其异同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修身功夫/工夫的意涵。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论宋代孔子地位变化

两宋时期是孔子地位跌荡起伏、重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历经唐末五代丧乱后，在宋初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儒家面临崩坏边缘，作为儒门先圣的孔子，其社会地位也伴随儒学地位的低落而跌落。与此同时，则是世俗认知中佛学及其人物地位的不断上升。南宋时，孔子地位持续跌落，后者地位远超前者。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许多供奉孔子的建筑年久失修、祭拜孔子的仪式常年荒废，在书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孔子地位也受到道释人物形象的挑战，甚至有优伶以孔子为戏。无论是孔子的无形思想，还是孔子的有形塑像，都面临失去原有凭依与地位的困境。为重树孔子地位及儒学权威，宋代士大夫不懈努力，如王安石儒学创新高度和地位超迈先贤，可与孔孟比高低；二程发挥孔孟绝学创立"洛学"，经后续传播演进，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其贡献等同孔子；宋儒也利用书院及州县学极力抬高孔子地位，同佛、道争夺生存空间。南宋理宗正式将"理学"升至官学正统地位，同时也热衷于佛教，此为儒佛认知转变之重要导向，许多士人也倾向于儒佛并重，三教并尊。此后，长期以来儒佛发展偏失的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儒佛地位得以重新调整和建构，二者走向均衡发展趋势。孔子地位又有所上升，也再次为后世孔子及其学说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蔡元定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继承与阐释

蔡元定基于邵雍先天易学既有象数模式与图式展开的诠释, 重在正面理解与阐释。 他作 《皇极 经世指要》, 指出邵雍先天易学源于 “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 并以 “六十四卦方数图” 阐释该图中的先天 学, 以 “经世衍易图” “经世天地四象图” 阐释先天学之太极观念, 又以 “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 与 “经世 四象体用之数图” 概括先天学。 他的阐释与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疏解、 发挥有明显的不同。 他的见解推动 了先天易学在学术史上的流传, 同时也驳正了后人对先天易学的诸种曲解与误读。     

陆机诗歌用赋考略

陆机诗歌用赋主要表现为用赋之法、用赋之辞、用赋之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既涉及外在形式又涵括内在蕴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构成一套完整的陆诗用赋体系。陆机诗歌用赋是在西晋崇儒尚雅的文化场域中形成的,彰显出修辞、劝讽、用事等多维的古代文学传统,更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思想的折射与实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晋太康诗风繁缛之成因。因此,陆机诗歌用赋具有鲜明的诗学与赋学、诗史与赋史等多重意义。     

《原儒》对道家思想的批驳与认同

《原儒》批驳道家思想的主要理据是圣王模范与大易准则,主要理路是通过孔子儒家的正统观念的疏导与其经典文本的大道全体的诠释,及天人、心物的具体问题求解。总体看,道家思想先天不足,遭遇体用二分的认知困境;其后学主张维护帝制也迷茫本源,遮蔽儒家的大易融贯新论;但其宇宙论与儒家同一宗祖、齐头并进,为实际影响传统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思想势力。具体辨析其显学为老学与庄学,前者是开创者,与儒学在心物问题认识上高度一致,而本体理解上有实质差别,导致其本体隐显的阻隔;后者是光大者,其理据未真正自觉到孔子儒学的阳刚本性,但《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之道为孔子儒家的学术思想要领。二者归根于孔子儒学,获得本体支撑与雄壮力量,以免陷于枝用、虚荡。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陆象山的解经法

陆象山对 《论语》 《孟子》 等经典的解释, 表现出高度的自觉与自信。 他通过把握主旨、 还原 语境、 质疑拣择三个环节, 构成了自成一体的解经方法。 把握主旨强调对经典大纲的理解优先于对细目的把 握, 还原语境强调在具体语境中体会经典的立言本意, 质疑拣择强调依循本心而反对对经典的盲目信任。 总 体而言, 把握主旨可谓是象山解经的目标。 象山的解经法虽然也沿用汉唐经注的训诂章句, 但只是作为初级 手段, 他的解经根本上是作义理的阐明。 在这个意义上, 象山的解经法已完全跳出经学的窠臼, 而进入了分 析的批判的理学形态。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儒道德治精神与圣功法门

中国传统德治理论是以治者的修身为基础的 ,但同时也注重社会的道德教化。修身和教化的法门是圣功修行。儒、道两家都提倡圣功修行 ,但旨趣有所不同。道家圣功是为了达到“自然”的境界 ,而儒家圣功则在通过静心以破除私欲 ,增进社会责任感。在先秦儒道德治理念的影响下 ,汉代以来的道教也重视道德教化 ,将伦理修养作为入道的重要条件。道教文献所言“圣功”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养生理论 ,尽管其中存在某些神秘因素 ,但所包含的“劝善修德”理念却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