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经纪人和农村中介组织成为农民增收新途径

近些年来,在农民增收的幅度较小的情况下,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促进农民增收的新途径.通过深入基层,对农民经纪人和农村中介组织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农民经纪人和农村中介组织的出现有效地缓解了农户生产和市场需求脱节的矛盾,推动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构建了农村新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成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新亮点.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农民选择与农民认同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是伴随着教育空间上的重新分配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与秩序调和的过程.作为利益的主体之一,农民的决策特征与行为方式体现出他们在布局调整中利益的一致与矛盾.农民在布局调整中是否具备参与影响决策的权力,是否拥有选择的空间;农民在行为上的选择是否代表他们在主观上认同,这些选择与认同的多重维度反映了布局调整政策的文本价值、执行取向与执行状态.通过呈现我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背景:原因、动力与价值取向,试从农民这一利益主体出发,分析他们在布局调整中的立场﹑状况,以全面呈现布局调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平衡.     

甘肃省农民用水协会绩效评价

2005年甘肃省农民用水协会成立运行以来,西北落后地区的农业灌溉现状不断改善,农民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和能力得到了提高,社会、经济、生态效益非常明显。但是各个农民用水协会的运行绩效差异较大,运行效果不一。通过因子分析从6个影响因素方面体现协会的运行绩效,并对甘肃省30个农民用水协会进行排名,进一步分析运行绩效差异的原因,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以期为甘肃省农民用水协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     

农民专业协会何去何从--以湖南省隆回县小沙江镇农民专业协会为例

农民专业协会的制度建设要求有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来支撑,运营资金和合作能力是农民专业协会制度建设的两个基本条件。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农民又缺乏现代型合作能力的地域,受农业生产服务特殊性质的制约,农民专业协会难以获取经营资金以维系协会的正常运行。受农民把握现代型合作的预期和收益的局限,农民专业协会成员缺乏相互约束和一致行动的能力。农民专业协会的制度建设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提高农民素质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和核心,在农业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影响农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简要分析我国农民素质状况的基础上,阐述了农民素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     

农村空心化、农民荒与职业农民培育

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复杂问题。本文将农村空心化、农民荒和职业农民培育作为系统逻辑体系,构建了一个全新多维研究框架。农村空心化不但带来了"农民荒"的严重挑战,而且也带来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历史机遇。鉴于"农民荒"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把农民兼业化作为短期有效缓解手段的同时,长期中应积极实施职业农民培育,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收益,以此化解农业生产接班人危机。     

保障农民权益：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原则

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要内容,当前,必须从权利上认识我国农民问题.当代中国农民权利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和理解:一是从职业上说,农民的权利问题核心在于土地权利;二是从身份上说,农民的权利问题关键在于平等权利.土地权利是农民最基本最重要的财产权利.农民的其他各项权利都可以从上述两个方面推导出来,这两个方面的权利可归结为公民权利.在农村改革发展中,为切实贯彻保障农民权益这一重大原则,迫切需要创新保障农民权益的体制机制.     

农民维权组织和农村发展

本文分析了农民维权组织存在的可能性和对于农村发展的作用,介绍了这些组织的发展和基本运行情况,梳理了农村维权组织和农民权益、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了农民维权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并围绕这些问题与矛盾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政策建议。     

河北省元氏县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

文章对河北省元氏县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的产生、组织运行、功能、与外界环境的互动关系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元氏县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最显著的经济效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元氏县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存在的问题来看,政府需要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法律和政策上支持其发展。     

论农村教育与新型农民的培育

农村教育是培育新型农民最基本的阵地.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有严重的"离农"倾向,这有悖于新型农民培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局.因此,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着眼,从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育新型农民的需要出发对农村教育进行创新发展.     

近代中国农会立法之演进及其乡村治理之价值判断

在近代中国,农会是农民组织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形式.近代农会立法演进的历程,彰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结社自由与自治管理权的肯定和推动.历代政府主导的有序变革经验表明,可以试图通过农会立法有效笼络乡村精英实现乡村治理,达到管控与自治机制相结合而良性互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     

农民组织的行动逻辑 ———以布迪厄实践观对山西柳村农民协会发展的分析

农民组织应该被看作农民作为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按照一定的组织程序自发地结合起来的社会共同体,更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状态.农民组织在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资金难以获得、管理与财务制度不规范、人才缺乏与激励制度缺失并存.从柳村农民的组织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到,农民组织是内源式发展,是由农民的内在需要驱动发展的;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各个场域将各种习惯灵活地变通为多种实践的策略,不断建构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建构社会资本.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逻辑的调查与思考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行动选择受到村庄权力结构、村庄类型,特别是乡土精英的深刻影响,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农民三层次主体的行为互动是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形式;观念、利益、理性是农民行动的内在逻辑,农民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变及农民自身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前景;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发展观是对新农村建设之路进行的有益探索。     

“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

作为国内和国际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小农研究历来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活跃的学术思潮。文章从小农的概念、行为特征、未来命运、全球化视野下的小农以及中国小农的现代转型等方面对以往的小农思潮和当代的主要学术论辩进行了回顾与整理,并对当代中国小农研究的拓展提出了新的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无法遵循西方经典理论预设的发展模式,小农农作将成为中国多元农作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因此,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小农并加强小农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

农户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越来越受小规模、分散化生产所形成的较低的组织化程度的严重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发达国家农业家庭经济市场化不可替代的组织载体和有效推动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已成为提高我国农业和农产品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应借鉴国外合作经济组织运作经验,坚持自愿原则、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政策扶持、探索发展模式、制定法律规范,逐步引导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上规模化和规范化轨道。     

衙前农民运动述论

1921年下半年,在共产党员沈定一等人的领导和发动下,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农民组织起衙前农民协会,发表了宣言和章程,短短的几个月,萧绍地区有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有十余万贫苦农民投入了这场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农民的新纪元.     

清末政府励农政策与农会之兴

清朝末年,面临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农业生产的衰微,清政府谕允饬令各地遍设农会,希图利用民间力量与官方力量共同振兴农业,摆脱国用匮绌的窘境。同时,实业救国人士的倡导、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吁请、上海农学会学术研究团体的创设等,对政府敦本重农、批饬成立农会组织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末农会肇始于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创办,并开展了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创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业试验场;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陈列所;植树造林以及农业调查等一系列农事活动,发挥了“整理农业之枢纽”的作用。清末农会无疑是一种具有近代组织制度特征的新式社团,但实质上又是一种受到官府监督、绅商控制的尚不成熟的农民团体,其在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邓小平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初探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对中国农民问题及其解决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农民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他消除制度阻隔,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体制支撑;他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目前我国农民经纪人的发展状况及其展望

农民经纪人队伍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新事物。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物流,同时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的传播,加速了农业的科技进步。但从目前农民经纪人的整体情况看,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严格把关、规范管理,可促进农民经纪人经营规模化、活动组织化、手段现代化、功能综合化、市场多元化和服务信息化。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道路上的尴尬

在市民化道路上,新生代农民工遭遇了三个尴尬:一是农民当上了工人后却没有获得市民的身份;二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市民的排斥,陷入孤独和苦闷,面临精神层面上的危机;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稳固的婚姻失去信心。要减轻新生代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变过程中的阵痛,必须确立合法、公平、正义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