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阶级政策和川西北及康北各民族的左右分化

［摘要］1935年春夏之交红军进入川西北后继续苏维埃革命的阶级政策。红四方面军阶级政策的实施使川西北各民族左右分化，原来同国民党及其政府有着错综复杂矛盾与斗争的藏羌民族土司土官急剧右转，他们“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与土司头人不同，红四方面军的阶级政策使藏羌回原本误解甚至仇视汉人红军的民众迅速左转，他们积极地配合红军、支持红军。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得到有关瓦窑堡会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在未根本放弃阶级政策的前提下对苏维埃的阶级政策有所调整，故在康北地区出现了部分土司、喇嘛支持红军或保持中立的现象。     

曾国藩涉外思想论纲

曾国藩官京都时,一心理学,修身善望,对鸦片战争不甚关心,不甚了解,强调京都"如无事时"。中年,一心"剿发"、"剿捻",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专吉君臣大义",都拒绝派兵北援,又认为侵略者未摧毁清朝庭政权,是"有德于我";同意"借夷助剿",但主张暂缓其行;积极仿造洋炮洋船,目的是"剿发逆,勤远略"。晚年,扩大"洋务"活动,开洋务运动的先河;处理天津教案,思想上矛盾重重,行动上畏葸妥协,"内愧神明,外惭清议"。主张"羁縻外交"和"诚信外交"。     

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

一般认为土司司法活动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逐渐消亡,但从冕宁的司法档案来看,一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组织土兵维护治安、参与审判与调解、协助缉拿逃犯,但土司的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这是清代少数民族混居地国家通过土司管理民族事务的最好体现,也是流官与土官管理、协助、配合共建社会秩序的现状.     

从明朝西南边防看王阳明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治理

明朝建国之初,西南边疆的云南、川西等地还控制在蒙古王公的统治之下,为了稳定边疆,朱元璋派兵南征,统一了云南,此后又在在川西北实施了隔绝蒙番和绥抚土司的政策,从而稳定了该地区的统治。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朝廷内部政局变化,西北防务松弛,蒙古军队重新突破了川北屏障,再次威胁明朝的西南边疆,如何防范,成了明朝西部边防之急务。面对如此之局面,时任驿丞的王阳明在贵州实施了绥服土司、教化苗民之策,维护了湖广经黔入滇道的畅达,为明朝西南边防稳定做出了贡献。     

冉氏土官土司移民与酉阳民族关系

酉阳土司从冉守忠于宋建炎三年(1129年)因军功封军民宣慰使,并加封安燕侯后,世代世袭,执掌酉阳.冉氏土官、土司一脉并非当地土著,而是由中原迁至夔万,再军事移民至酉阳,其族属亦非现今之土家族,实为南迁汉人.冉氏土官土司在执掌酉阳期间,与境内大姓家族的纷争、参与"赶苗拓业"、应征调课贡赋、兴学等,使酉阳的民族关系在纷乱离合中入历史的印痕.     

清代理县“土屯”制度

清雍、乾之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过大规模的“改上归流”。但在川西北藏族地区的“改流”仅有杂谷脑和大小金川。它是四川藏区“改流”较早,而又较彻底的地区。然而,这里的“改流”却较为特殊,系以土屯制代替土司制。本文试述理县土屯制度。 改土设屯的原因 理县位于川西岷江上游崇山峻岭之中。改土设屯前名保县,改设土屯制后在旧保县城(今理县薛城)设理番厅同知,故更名     

汉番之间:明代川西北边地的卫所关堡

川西北边地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交流沟通的廊道地带。明代川西北卫所关堡的通道性质非常显著,维持松潘南路和东路的畅通是明代在川西北边地统治的关键。卫所关堡与川西北边地族群的互动频繁而深刻,边地族群对通道沿线关堡的袭扰,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生计性的劫掠或索取,这本质上是由川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边地族群的生存境况以及当地汉、"番"力量的消长决定的。川西北边地卫所具有土汉混编、军政兼辖的特点,经过明朝的长期经略,卫所关堡体系在民族关系调控、道路拓修、区域市场建构、人口迁徙、"教化"施行等方面促进了川西北边地社会的发展变迁。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清季民国川西北汉商经营与区域社会——以杂谷脑市镇为中心

［摘要］以清乾隆17年（1752年）杂谷土司改土归屯为标志性事件，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化。伴随王朝势力的推进，内地汉人商贾得以进入该族群边缘区域。从杂谷脑市镇的汉商类型、经营活动、汉商会馆与地方社会互动等情形，可以窥视川西北族群边缘区域在清季民国时期的历史图景。     

明清时期滇东南地区土司与封建王朝的关系

明清两代封建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对滇东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土流参治和改土归流,但由于当地土官的势力强大,外来流官实难立足,土官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从中可以看出土司与封建王朝之间存在着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广西壮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初探

壮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族。壮族地区远在秦汉时期就在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唐代,在壮族居住的边远地区,建立了五十多个羁縻州县。宋代,壮人侬智高在广源州(羁縻州,今属靖西县)起兵反宋失败后,宋王朝将支持它镇压侬智高的邕州三十六峒的壮族首领封为土司(亦通称为土官),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同发遣、权发遣等土职,使之“藩篱内部,障防外蛮”。这些“其酋皆世袭”的州、县、峒凡五十余所(参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以下简称《虞衡志》)。同时,还分封随狄青镇压侬智高而来的二十七名将校为土司,也得世袭。从此,广西壮族地区(主要是桂西,包括左、右江及红水河、龙江中游地区)便出现了土司制度。元明两代,土司制度日臻完善。其间,土司的设置也有了一些变化。明代,土官最多时达一百九十多人。     

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

一、青海土司制度的由来 元朝以前,历代中央王朝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拢络控制,大都采用怀柔、和亲、羁縻等政策,到了元代始设土司制度,委任少数民族为首领,管理其民,对民族地区进一步加强了统治。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仿效汉武帝“开拓河西四郡以隔绝胡、羌”之策,在今甘肃、青海地区建立军事重镇,以便“北拒蒙古,南制诸番”。所谓军事重镇就是卫所,由土官、流官参治,但“在土流比例上,大都以官籍汉族为多”(《甘肃通志稿》)。     

土司制度论

“土官”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官”一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词语,宋代开始成为统治少数民族的官职、官员的称呼。“土司”一词的原意是指统治少数民族的官府衙门,明代嘉靖年间开始出现。“土司”分为文武两个系统。明代中叶以后“土官”与“土司”被混同了起来。土司制度是以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土司为中心而实施间接统治的政治体制,因此它不应称为“土官制度”,而应称为“土司制度”。     

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

研究青海地区土官、土司制度的变迁 ,对了解元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具有典型解剖的意义。青海土官制度创始于元代 ,明代得到普遍推行 ,清代演变为土司制度。清代土司制度与明代土官制度大同小异 ,随着时代的进步 ,土司制度日益不合时宜 ,终于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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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缚己突围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江西的云山城立刻被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江西"剿"共前线总指挥悬赏5万元通     

土官与土司考辩

土官和土司,是元、明、清封建王朝为巩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统治措施,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任用世袭的地方官。他们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世袭其职,曾给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以深远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释义等基本问题颇有争议,《辞海》在“土司”条释文后说:“土官,见‘土司’”;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源》在“土官”条释文中也有“统称土官,也叫土司”之语,此为“土官即土司说”。杜玉亭先生不同意此说,他在《土官与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来源——土目研究系列之一

“土司无等可降”并非是土目的唯一来源,土目主要来源至少有七个,其形成既处于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的游离状态又多因多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司区各个层面各种势力消长,即使在土司降授为土目的过程中,朝廷对降授的地域空间均具有极大选择性。     

水口战役

1931年9月,中央苏区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深感军力不足,便收买和任命广东军阀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南路"剿匪"总司令,令粤军入赣"助剿"。陈济棠便于1932年3月中旬派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两个师进入赣南:     

关于土司制度研究问题

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作用,在于自元代施行土司制度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分裂割据政权。自是后,边疆民族地区边防巩固、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因此,元、明、清王朝及民国对边疆民族地区得以有效统治和长治久安。笔者从事土司制度研究五十余年,初步建立起了土司制度的理论体系与元、明、清王朝先后设置的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余人进行了整理、研究、考订和编纂。今后,对土司制度的研究,除了继续深入地进行土司制度理论与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人研究之外,当是着重(或言优先)如下三个方面的若干问题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一)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意义;(二)历代土司的重要奉献;(三)土司制度的如何"古为今用"。     

刘邓潘起义的“蝴蝶效应”与蒋介石川西会战之梦的幻灭

1949年是国共两党决定胜负的关键之年,年末的川西战役为最后一次大决战。四川西部地区聚集了国民政府近百万的军队,蒋介石亲自坐镇成都指挥,准备与人民解放军在此决一胜负。但是川西会战以国民党的惨败而告终,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近百万的国民政府军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土崩瓦解,或起义、或投降、或被俘,仅少数人逃往西昌方向,次年3月前被全部消灭。蒋介石的川西大会战计划之所以幻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重点考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发动的彭县起义对战局的影响。彭县起义的发生,打破了蒋介石的计划,迫使蒋介石迅速撤离大陆,飞往台湾,导致麇集川西的国民政府军队群龙无首,指挥失措;刘、邓、潘的起义部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拦截南逃的国民政府军队,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从而产生了"蝴蝶效应",致使蒋介石的川西战役防线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