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萨克牧民定居问题

尽管新疆牧民定居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受牧区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资金投入等因素制约,牧民定居整体水平较低,牧民生产方式还没有根本变化,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不足。新疆还有16．89万户,60％的牧民仍然处于游牧或定居后有房无地或有地无水状态。本文在对新疆牧民定居水平进行评价和回顾定居进程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牧民定居的经济社会效应,并对牧民定居可能带来的一些不确定后果进行了探讨。     

西部少数民族牧区生产问题及对策分析——基于川甘青三省六县的牧区调查

西部少数民族牧区面积广袤,却位于干旱、半干旱和高寒地带,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为了解这一区域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生产问题,笔者对川甘青三省少数民族牧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生产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牧区草畜矛盾尖锐、草地超载严重、退化普遍,牧民生产技能缺乏、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方式传统、生产效率低下是当前牧区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而生产投入不足、经济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约束、牧民自身素质和生产习惯是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加强草原建设,控制放牧数量;培育新型牧民,提高畜牧生产效益;增加资金投入,实施生态补偿是解决牧区发展与保护的协调措施.     

定居化后藏族牧区教育、家庭及社区面临的新困境——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牧民定居"政策在藏族牧区实施以来,极大地改善了牧区基础教育的面貌和条件,为牧民子女入校就读,接受现代学校教育提供了方便,牧区基础教育呈现非常喜人的局面。然而牧民定居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定居后的牧民群体面临着诸多的适应问题,由于现代知识的匮乏、城市生存技能的缺少,很多定居牧民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城市游民,牧民家长的生存问题自然威胁和影响到在校子女的学习和教育,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本文通过对甘肃省玛曲县寄宿制藏族小学及所属社区、家庭状况的调查分析,反映"牧民定居"这一特殊条件下藏族牧区基础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以期更多专业研究人士和相关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对此课题的高度重视和有效探讨。     

少数民族牧民定居政策实施效果与完善研究——基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个定居点的调查

帮助少数民族牧民实现定居是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牧民定居有利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牧业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推动牧民实现产业转移,促进牧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但牧民定居点建设面临建设资金困难,牧民自筹压力大,草料地不足,生产方式转变难,定居点建设缺乏民族特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采取综合推进措施.     

围栏社会的兴起：制度变革、围栏建设与牧区社会转型

草原牧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离不开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随着草场承包责任制改革，围栏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更是界定牧区人地关系与相关主体关系的重要符号。人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牧民生计层面。在草场承包经营背景下，围封牧场定居放牧成为了牧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与此同时，围栏的出现同样重新塑造着牧民彼此、牧民与集体、牧民与国家以及外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可将当前的草原牧区概括为围栏社会。围栏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转型性特征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牧区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     

四川牧民定居后的增收路径探析

［摘要］四川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已近尾声，目前大多数牧民已住进定居房，定居点的公共设施有了极大改善，道路、水电、广播、电视、通讯等硬件支撑基本都能满足定居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定居后的产业发展是实现牧民“定得下，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的关键，由于牧区先天区位劣势、传统观念落后、传统产业转型慢等因素制约，牧民缺乏增收致富的渠道，增收难问题突出，这是定居点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牧民定居规模与牧区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甘南为例

牧区的非平衡发展是产业选择的直接后果。由于定居规模与产业发展的相关性依旧不明晰,造成了区域内各项社会经济改革的滞后。牧民定居规模与牧区产业发展关联度、牧区经济系统的回归模型、牧区产业发展决策等定量分析表明：现有牧区经济模式下,政府在产业选择方面的控制力强于市场因素;现有牧区产业发展依赖人口规模与第一产业的程度较高,但社会整体效益非最优;甘南州牧民定居规模应当保持适度规模,长期来看,最优模式应加大第三产业投入,通过扩大牧区劳动力市场规模来实现人口定居规模的扩大。     

论藏族牧民定居化模式及其特点——以甘肃省玛曲县、青海省果洛州为个案

牧民定居是新世纪以来政府在藏族牧区推行的主要惠民政策之一,但定居的方式、规模等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甘肃省玛曲县和青海省果洛州大武镇有扶贫、定居、移民三种不同牧民定居模式,各具特点。牧民定居是个复杂问题,牵涉到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地用"生态移民"一言而蔽之。此外,应从多视角具体分析牧民定居,牧民定居化,未必像一些学者坚持的那样,是游牧文化的终结,相反,可能是一种新的游牧生活的肇始。     

当牧民定居：来自雀尔沟镇的个案研究

文章以新疆呼图壁县哈萨克族牧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目前该地区牧民定居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就牧民定居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己见,认为当地政府制定地区发展计划时需倡导参与式发展、让当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讨了生态环境保护、水利资金投入和限制当地牲畜数量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甘肃牧区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在西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导致的草原退化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甘肃省牧民定居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所采取的一些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牧民定居过程中,只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变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是从根本上解决牧民定居问题的有效途径。     

新疆生态移民工程与牧民定居工程关系比较研究

生态移民工程与牧民定居工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实施重点都是在自然生态条件恶劣、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改善生态环境和消除贫困的双重目的。但二者在定义、动因、措施、意义方面又有所差异。牧民定居工程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牧区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生态移民的核心目标是应对生态危机引发的贫困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态移民的中心任务放在迁出地与迁入地生态环境的建设上,重视安置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后续产业发展,力求摆脱生态与贫困的恶性循环,牧民定居工程侧重于使定居点成为牧区二、三产业及农畜产品集市等发展的基点,积极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只有深入系统地厘清它们的关系,才能更有助于两项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的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     

西部草原牧区游牧民定居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生态移民工程和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推进,游牧民定居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果颇多,内容涉及政策导向、实施范围、方法及得失、文化变迁等方面,但对牧民心理承受能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定居模式的微观建构、城镇化进程中民族问题与社区民族工作的研究、定居政策的纵向研究、政策实施情况的研究还是我们应该加强的方面。     

四川藏区牧民定居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甘孜藏区的个案研究

目前四川甘孜藏区,提出了“美丽生态和谐幸福新甘孜建设”等发展战略。完成了“帐蓬新生活和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和正在实施的“9＋3免费职业教育”、“农牧区医疗卫生建设”等“三大民生工程”的规划和战略等,对甘孜州整体民生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加强甘孜藏区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牧民定居新生活政策更加完善,发展产业,拉动农牧业发展;牧民定居点效能,乡村新农村建设等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理论,充分把民族地区优势的物质资源和特色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结合四川省委、省政府从2009年开始实施的牧民定居新生活,结合2011年11月中共甘孜州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生态甘孜,和谐甘孜,幸福甘孜”的发展战略目标;结合甘孜藏区新农牧区发展的具体特征和要求,研究完善甘孜藏区农牧区牧民定居后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     

新疆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对比分析

游牧定居已成为各牧区的发展趋势。该文通过入户访谈法、层次分析法对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进行对比评价,得出集中定居和插花定居均有较好的经济效益,集中定居的社会效应高于插花定居,插花定居生态效益高于集中定居;提出通过减轻牧民自筹资金压力,加强迁出地生态保护等措施,为霍城县牧民定居工程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影响及保护对策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互为前提的,城市化建设关系全局,意义深远.节约土地、集约发展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却严重受损,许多失地农民由于补偿不足和就业不稳定,生存和发展受到影响.城市化决不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既要发展城镇、建设城镇、繁荣城镇,同时又要发展农村、建设农村、繁荣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我国城市化才能长足发展,现代化才能全面推进,全国城乡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小康.     

论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游牧

自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牧区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其标志性工程有家畜品种改良、牧民定居化以及近年来的城市化、市场化等一系列措施。但今天我们通过田野工作考察牧区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发现牧民既没有进入彻底的现代化生活,也没有保留传统的游牧生活,而是不断徘徊在变与不变的边缘,这样的徘徊在消耗了大量社会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自然生态资源。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反思牧区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对牧区将来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案例分析。     

人口流动、土地流转与新农村建设

我国正处在有利的人口窗口内,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入沿海地区和城镇地区,既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当前,应按照城市化不断推进和农村人口有序转移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和背景来规划、建设新农村,减少资源浪费,提高新农村建设的实效。通过将土地流转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促进土地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并建立起以常住人口为基础的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促进进入各级城镇的劳动力平稳地融入城镇公共管理体系之中,以此形成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安排,稳定地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保障新农村建设的健康推进。     

由匕到箸:青海湖牧区历史演进中的饮食、餐具及文化共同体

极地高寒的青海湖周围是天然的草原,牧业生计和草原饮食是其社会标签和文化符号,但其并非固定不变。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环湖地区族群不断演变,牧民食物从奶、肉、青稞炒面到蔬菜、水果,饮食种类日多;进餐工具由手到匕,由匕到箸,食具日益丰富。牧民的定居和合食制的兴起,以及饺子、面条、炒菜等端上餐桌,使筷子成为牧区最主要的进餐工具。环湖地区和边疆牧民融入筷子文化圈,表征着中华文化符号在牧区社会的弥漫以及牧区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试论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协同发展

中国目前仍有8亿多的农村人口,建设新农村是一项重大的抉择。但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或总体来讲的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有其系统规定性。在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什么”、“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大陆城市化的滞后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协同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构想”。     

新农村建设面临社会结构的调整——对西部一典型村镇的调查剖析

新农村建设到底面临的是什么背景和问题?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要害到底是什么?新农村建设到底应当如何入手?这些问题都急待回答。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农村改革已经从已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进入到农村社会结构调整的阶段。其背景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造成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家庭、社区的结构性解体。这是城乡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基本原因之一,同时这也为政府长足推进城市化,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