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所持的不同观点,反映了他们对于教育改革的不同思考。通过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可见,虽然思考的侧重点相异,但主流官绅延续了湖南自甲午战争以来积极兴办近代教育的潮流。他们以自己理解的方式推动或参与教育改革,使清末湖南教育在整体上表现出了转变革新的强劲张力。     

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之失败——兼论清末科举改革中的政治冲突

1898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激烈政治冲突,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省政要员的更换和一批文化新锐的到来而出现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科举改革的启动导致了文化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社会政治权力的急剧倾斜.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旧精英于是联合起来,对维新事业展开猛烈攻击.这个事例通常被用来说明湖南地域文化的特性,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呈现出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论政治变革手段模式的多样化——以十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变革经验比较为例

现代社会政治变革存在四种基本手段:改革、革命、社会运动和征服。从现代政治变革十个典型国家或地区的实践来看,这四种手段被交替复合使用,从而呈现出多种政治变革模式:以革命为主的英法变革模式,以改革与征服为主的意日模式,改革与革命双重奏的中俄模式,以及夹杂社会运动的印度、东欧模式等。这种分析说明,政治变革手段并不单一,也并非改革、革命二元对立格局,各种手段各有利弊,多样化地运用政治变革手段,创造性地改善或探索新的政治变革模式,对一国的稳定、长续、有效的政治变革具有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镇政的现代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

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表明了市镇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之趋势.江南商业性市镇之权力通常由少数强宗巨族所把持.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向市镇集中,乡村地主中也有不少转向了市镇;而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则提高了商人在市镇权力结构和社会中的地位.科举制度废除后,南浔又得风气之先,兴办了不少近代新式学校.加上太平天国的兴起打击了江南的旧家世族,也深刻改变了江南市镇的权力结构,为市镇权力的重组创造了新的机会与条件.另外,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也表明了市镇的政治向正规化、规范化发展,市镇本身的日益复杂化使市镇管理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需要,这样,仅仅依靠保甲制度显然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着的市镇社会之要求.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机构设置,变地方权威为国家在基层的政权分支.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乡村明确了以市镇为中心的建制,建立了乡镇行政机构.市镇不仅成为农村传统社区的文化中心,而且开始扮演政治中心的角色.     

从社会学的引进与发展看改良思想的演变趋向(1895-1937)

十九世纪末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改良思想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维新派思想家将社会进化论应用于政治改革理论中,试图以政治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变革。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欧美的社会学专业学者则将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应用到中国社会基层,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以社会改革推动政治变革。这一改良方式的变化也影响到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基层、投入农村、投身民众教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潮流。     

论王安石“择术”与“理财”思想的统一——王安石熙宁变法思想轨迹寻问

继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之风,王安石是北宋开讲论道德义理之学风的第一人.他坚持"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义理道德性命之学和经世之术在荆公新学中相互发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历史上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真正结合于社会现实的划时代变革,在王安石变法中,以"回向三代"为标志的"择术"思想与作为治国核心的"理财"思想是相互支援,且互为表里的.     

漫谈中国市场社会的启蒙意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其良知

中国向着"市场社会"的转型同时也是向着"市场经济"的过渡.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和与这个道德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秩序.现代市场社会内含着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相配套的现代机制,是市民社会的高度发展,它能够提供一个"公共领域",足以抵抗权力意志从各个方面对民间权利的侵犯.这种新兴的市场社会理念表现在政治观念上就是要摒弃"官本位"思想,强化权力监督.     

中国农村政治化行政机制的困境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乡村行政总体上呈现出政治化特征,政府行政管理主要在政治的直接支配与控制下运行,行政机制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直接凭借强制性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支配与控制.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基层行政权力的运行基础、运行环境和运行条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其赖以有效运行的一体化的利益结构、集权性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以及权力崇拜的政治文化的逐步消解,政治化行政机制日益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首先,家庭承包经营压缩了政治化行政机制的有效作用空间;其次,"撒社建乡"动摇了政治化行政机制运行的组织基础;最后,村民自治限制了政治化行政机制的权力渗透渠道.在传统行政机制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要保证和提高国家意志在农村的贯彻执行能力,可行的路径是用民主法治精神和原则改造或重构乡村行政机制,在发展基层民主、重塑乡镇政府权威基础、增强乡镇政府之权力合法性的同时,通过行政权与国家法律的更加全面、紧密的结合来建立乡镇政府依法行政的运行机制.     

民主改革与羌族地区乡村政治变迁

通过对羌族地区民主改革与乡村政治变化的系统梳理,文章认为,1950年代羌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以政府主导实施的以国家强制力量推进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通过民主改革,国家权力通过各级正式权力结构渗透到羌族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了村寨,形成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乡村政权.党政权力取代了羌族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羌族社会乡村政治状况,最终将羌族地区纳入国家的一元化政治制度之中.     

张作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行为

辛亥革命时期,以张榕、张根仁为首的革命党人试图在省城奉天发动革命.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反帝反封建不彻底,遭到了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张作霖就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党人的反动势力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清代档案史料说明,张作霖在辛亥革命时期,通过进驻奉天省城协助赵尔巽稳定局势,听命赵尔巽对革命党人血腥镇压,投靠袁世凯拥兵一方,勾结日本独霸东北等政治行为,一步步实现了其独占东北的霸业.     

乡村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变革:农村问题研究的宪政视域

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基层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具有鲜明的宪政内涵和宪政特性。基层的治理变革既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革新自治制度。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独特的宪政路径和明确的宪政目标。     

试论民国时期浙江省乡村基层警察之补助组织

民国时期国家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与管理,陆续将现代的警察体系引入到乡村基层,以图改革中国传统的乡村治安体系。然限于警力缺乏等因素,这就导致了民国时期基层警察体系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存在名目繁多的警察之补助组织,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向基层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对基层控制之薄弱。     

翻译的“政治”——1900年代留日学生杂志与“输入文明学说”

190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自洋务运动到戊戍维新到清末新政,清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艰难运行,成就不彰;革命党之暴力革命已在酝酿之中,而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留日学生创办杂志,致力于"输入文明学说",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制度变革、制度设计提供理论和方案,此既体现了他们勇于面对社会现实,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激情与抱负,也展现了具有此一时期特色之翻译的"政治"。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荀子论“政治权力”的公共性——以荀子对“汤武不弑君”与“尧舜非禅让”的讨论为例

荀子通过论证“汤武”取代“桀纣”之合法性,否定了世袭制对于政治权力独占的资格；通过论证“尧舜”之间并未“禅让”天子之位,阐明了政治权力不属于个体私有,不能私相授受的性质.藉由这两个主要论证,荀子展示了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公共性,强化了儒家思想对于政治权力的正确认识.囿于历史条件局限,儒家没能找到如何确保具有公共性的政治权力进行最有效传递的方式,但仍不能否认他们为约束专制政治所做的努力.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群众认同:当代基层政府动员合法性路径建构

任何政权的确立与巩固都离不开合法性资源的支持,从而通过争取或强化民众的认同与接受以之实现长治久安。而在政治实践中,基层政府动员的合法性基础往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理型统治权威的逐渐淡化和基层民众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众对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而与之伴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基层民众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与基层动员规则基础的受损,这些都对基层政府合法性基础提出质疑。需从意识形态、规则基础与有效性基础三个方面获得民众的自发认同与拥护,因此需着眼于动员主体利益共同体观念的塑造,动员客体权力规制与社会保障的构建,以及发展成果为全体成员共享。     

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启示

多中心治理理论试图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中心的权力格局,形成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社会治理网络,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总结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从公民、社会和政府三个维度分析了该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适用性与启示.     

赵尔巽与清末湖南新政

赵尔巽是清末湖南颇有影响力的巡抚之一.他凭借强大的背景、过人的胆识和坚韧顽强的性格,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在整顿吏治、发展教育、倡办实业、改良社会风俗等方面颇有建树,为推动湖南社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区制度的培育与规则的形成--从几个案例考察城市社区权力的形成方式

社区建设是中国城市基层进行的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的宗旨在于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基层社会领域尝试并培育一种健全、便捷、合理、民主的新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新制度与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国城市社区在实现法律授予的自治权力的过程中,其现实权力的来源并不是自动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经由上级政府赐予的,而是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过程当中由社区与政府、社区与社团组织、社区与居民在不断的反复博弈过程中实现的.社区制度的培育过程表现为现有体制下需求者(社区居民)和供给者(政府)之间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量的反复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