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信息融合能力、内部整合效果与并购绩效

以2015—2016年完成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作为高管信息融合能力的替代变量,用中介中心度、程度中心度和结构洞三个指标测量高管社会网络位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高管信息融合能力、内部整合效果与并购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与企业并购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与内部整合效果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内部整合效果在高管社会网络位置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内控有效性、高管代理成本与多重并购绩效

立足于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诉求,并购成为企业实现迅速扩张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本文选取2009-2014年发生并购重组事件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并购交易绩效、并购整合绩效和并购可持续增长绩效多重指标为研究侧重点,结合我国特有的产权制度背景,考察内部控制有效性、高管代理成本对多重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改善多重并购绩效,高管代理成本会抑制并购后主并公司的多重并购绩效;同时,内部控制能减弱代理成本对并购绩效的损害程度,但这一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各异.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包括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在内的制度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实际控制人特征、现金股利发放与上市公司竞争力

受实际控制人的影响,企业竞争力、现金股利发放及其相关性存在较大差异。非国有控股公司获利能力较国有控股公司好,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非国有控股公司绩效与现金股利发放的相关性强。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具有规模效应;股权集中度影响股利派现同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并具有区间效应。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基于2012年房地产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12年122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国有控股公司与民营控股公司在高管薪酬与实际控制人控股比例上没有明显区别,说明在市场化和薪酬改革较前沿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与民营控股公司已经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实际控制人的控股比例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绩效的情况下与高管薪酬负相关,在实际控制人控股比例低的情况下,内部人控制现象存在.同时,文章验证了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和公司绩效正相关,但与公司绩效的正向关系并不稳定.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并购决策的影响——基于国有和民营比较视角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高管选聘机制纳入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研究中,实证分析了我国国有扣民营两类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行为及其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类公司高管都存在过度自信行为,对我国上市公司频繁并购有促动作用,并且国有公司高管比民营公司高管更容易过度自信并促发并购行为;高管来源、个人特征、公司规模以及公司治理机制是影响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和并购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论对制定科学并购决策、治理盲目并购有重要借鉴意义.     

大股东控制、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大股东的视角来实证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探究大股东控制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的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研究发现：内部高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小;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大。大股东控制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关系密切,这说明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大股东控制确实具有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     

上市公司对外并购中高管薪酬变动实证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实施的非控股股东集团内并购活动为样本，对并购活动与高管薪酬变动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在并购前后公司绩效并未提高的情况下，高管薪酬却得到了显著的增加，并进一步证实高管薪酬的增加确实是该次并购活动所引起，还发现薪酬变动水平与并购规模正相关而与并购绩效无关，为并购中存在管理者代理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垄断行业企业高管薪酬问题研究:基于在职消费的视角

本文选择2002—2009年14个代表性垄断行业共178家A股上市公司的1302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当高管控制权大时,在职消费容易成为高管获取控制权收益的一种寻租手段。研究发现:在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货币性薪酬显著正相关,与高管在职消费增加显著正相关,从而与高管控制权薪酬增加之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货币性薪酬和控制权薪酬构成了高管薪酬,所以高管控制权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而且,在管理层权力较大的垄断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货币性薪酬因在职消费增加而增加得更多。     

政府干预、治理环境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有效性——基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并购的经验证据

同属并购是地方政府干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主要路径与体现,也是公司控制权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度量。以2003-2007年沪深两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事件为样本,以2006年作为我国企业治理环境改进的时间分界线,对同属并购的影响因素与绩效变化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具有同属并购偏好,政府干预及地方保护程度是影响同属并购选择的重要因素。此外,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代表的治理环境改善弱化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同属并购偏好,其并购的中观和微观绩效有所提升。这些发现凸现了公司控制权市场发挥结构功能与治理功能的政府因素与环境条件,也揭示了治理环境改进提升公司控制权市场有效性的路径。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高管薪酬的关联研究

以《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在沪深主板上市公司实施为背景,基于薪酬契约理论,选用2012年内部控制信息数据为研究样本,描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行业特征,通过构建OLS回归模型,探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其高管薪酬水平存在一种倒置现象,即相对于未披露其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那些披露其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高管薪酬水平;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国有控股与法人持股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以2006—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利政策角度研究国有控股及法人持股的治理效应,以及国有控股和法人持股在股利政策中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水平显著低于国有控股公司;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法人持股对公司的股利政策有正的影响,但在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并没有影响,法人股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更多的表现为从属。     

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功能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并不具备功能实现条件以及存在较严重的利益输送问题,因此不仅无法缓解下属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反而使其加重。非国有控股公司比国有控股公司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地方国有控股公司比中央国有控股公司具有更大的融资约束。     

股权性质 、两权分离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以我国2004-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参照Vogt投资研究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且相比非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更为严重;现金流权比例的增加和两权分离程度的降低能够对企业过度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且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表现更为明显。     

企业控制权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基于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摘要］基于我国沪市化工企业的相关数据，分别检验了企业控制权和高管激励机制两因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或是个人，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较之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企业，最终控制人为省级以下政府部门的上市公司其环境绩效水平显著较高，但最终控制人为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的上市公司没有表现出显著优势；选择让董事长直接从上市公司领薪和（或）增加其持股量的方式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水平，但是总经理不论是否选择从上市公司领薪和（或）增加持股量，对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水平的影响都不显著。     

并购重组中内幕交易为何如此频繁？——基于社会关系视角的经验研究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内幕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行为并不少见,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从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切入,以2007—2016年并购重组中实际发生控制权转移的21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高管的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内幕交易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的社会关系会对内幕信息泄露程度产生重要影响。高管和政府的社会关系以及高管和金融机构的社会关系均是泄露的途径。上市公司高管在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任职经历越丰富,内幕信息泄露行为就越严重。与此同时,在监管机构工作过的人员进入到上市公司担任高管可以起到遏制内幕信息泄露的作用。为了有效防止非法内幕交易,建议监管部门将公司高管在职业生涯中拓展的社会关系作为监管和关注的重点对象。     

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

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发现,家族控制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超额薪酬;家族控制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非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家族高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     

高管激励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基于激励因素及高管任期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海外并进型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缺乏对高管激励与战略机制之间关系的探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别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并进型战略平衡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控制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倒U形”关系,高管任期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及控制权激励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有机平衡度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应充分利用高管任期和高管激励模式之间的替代效应,形成激励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权力体系。上述研究完善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并进型战略平衡度和海外绩效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比较——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家族控股型及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治理机制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间接检验了家族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代理成本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治理机制的影响下,家族控股公司的绩效要好于国有控股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家族控股及国有控股公司的绩效均有正向作用;治理机制对国有控股公司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大于家族控股的公司。基于这些发现,得出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不如国有企业严重。     

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以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例

结合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以2006-2013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A股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适当提高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能够抑制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且对过度投资也有抑制作用;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但过大的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投资效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此外,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A股国有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存在拐点,超过该拐点,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则起到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制定更合理的工资薪酬差距提供了实证证据,也为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激励问题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