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世界”的意义——读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意义”是古老而常新的哲学话题，杨国荣先生的《成己与成物一一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本书为“具体的形上学”三书之一）一书，对“意义世界”做了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在会通古今中西的视域下，提供了关于意义问题的崭新哲学维度。全书展现了“具体的形上学”以“人的具体、现实的存在”为基本关怀的哲学进路，同时，还展现了核心话题的时代特质、     

论形而上之数与形而下之数包涵的一分为三思想

数学中的数轴、平面直角坐标系、空间直角坐标系为形而下之数 ;哲学中的“三生万物”、“函三为一”、“数成于三”、“道成于三”和“物成于三”等为形而上之数。它们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思想 ,能够对“一分为三”作出比较全面的诠释。     

存在问题新探

量词说和谓词说争论不休 ,各持己见。从理论的结果看 ,两理论是矛盾的 ;但从本体论承诺看 ,两理论是“存在”的两个不同方面。因而“存在”具有“可跨界”谓词和量词双重属性。至于矛盾个体的“存在” ,通过预设“纯观念世界” ,此存在是谓词 ;又因矛盾个体的“存在”与重言式所有的可能世界紧密相连 ,故谓之“可贴”谓词。     

《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发微

《庄子·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中所谓无“正处”“正味”“正色”或无同一之“是”,是对“诸处”“诸味”“诸色”与“诸是”的简别与区分;而真正为庄子所称述的“道通为一”之境,是对此简别与区分的一种超越.“知”与“言”相互关联,由王倪三答“吾恶乎知之”之旨趣以至“至入神矣”的致思理路,略可领会庄子之学的神致:世界本浑然为一,而人为之“言”却改变了其浑朴面目;唯有齐其“物论”,方可达于万物齐一(“齐物”)之境;唯有“齐物”,方可泯除物物、物我之别而彼此“无所待”;唯有“无所待”,方可达于“逍遥游”之境;而唯此“逍遥游”之境,方可称得上“至乐”.     

先天八卦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内卦序排列关系证

§1北宋学者邵雍师承陈抟,提出了先天易学。先天易学的核心与基础是先天八卦卦序: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后人根据邵雍提出的这一卦序,推衍出先天八卦图。邵雍认为,这个卦序是先于《周易·说卦传》中提出的“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     

物的到来如何可能?——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物"及其通达

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对物首要的态度不是追问“物之为物”,而是关注如何“成物”;强调以自身参与到物的生成中去,成己以成物,遂使物成为“事”,使万物一体;强调以“味”、“感”方式进入物之中,发展出不同于“看”的通达事物之方法论。进入事物之中而使事物退隐的可能性降低,为克服今日世界的数字化、表象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从郭店儒家简谈古代“乐”的形上特征

郭店儒家简揭示了音乐与德行（成圣）之间的关系，启示了“乐”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孔子和庄子都以“乐”沟通天道与人道，以求个体成己成德。“乐”、“诗”、“颂”是一种近邻的关系，“颂”含有强调个体有限性的特征，而这亦导致了“乐”的形上特征。     

乐教论

乐教是中国官方熏陶官员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培养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务除偏狭,养成公道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最终治国富民,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均被排除。五帝三代乐教与诗教书教礼教混在一起,周末春秋之交开始细分为诗、书、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为六教,延续至清朝,最近几十年诗书礼乐四教重新混合。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于后九代。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古乐”,而与后九代“新乐”脱节。“新乐”虽缺乏经典理论,但总结其音乐实践,无非是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剔除宗教色彩等,与九代乐教理论迥异。后九代经师学者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     

《礼记·乐记》“声”、“音”、“乐”辨

《礼记·乐记》中的“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由“声”到“音”再到“乐”不仅是一个艺术生成的过程 ,也是一个“同民心”而达“王道”的过程。就精神层面言 ,“乐”和“礼”一样还是儒家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有关宇宙的、人生的、政治的哲学思想。     

贯彻“三个代表”应把握好的四个问题

贯彻十六大精神 ,是当前一个突出的政治任务。而贯彻十六大精神 ,首先要抓住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中心环节。在实际工作中 ,切实有效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应该把握好四个基本问题 :即“一个灵魂”、“两个必然”、“三个坚持”、“四个必须”。     

方以智的“不落有无”说

方以智针对＂有＂、＂无＂这一对范畴提出了＂不落有无＂说。经过对＂半提＂与＂全提＂的批判,他在＂允中氏之则天＂、＂子思之言‘中、和’＂与＂孟子之创为‘养气、践形’之说＂三个方面,详细阐释了＂大全提＂意义上的＂不落有无＂,从而指出＂大全提＂才是＂不落有无＂的真正内涵。方以智＂不落有无＂说的提出最终导致了其学术取向上的＂统合三教＂主张。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新解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可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前＂与＂字作连词,后＂与＂字训为语气词＂欤＂,意谓＂孔子很少谈及功利与命运,这是仁德的（一个方面）。＂这种解释方式符合孔子＂仁＂的思想体系,且能从《论语》中找到语法依据。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从动词“用”“悔”“告”的配价特点看《易》的成书年代

关于《易》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多种观点。从配价结构的角度出发，考察《易》中“用”、“悔”、“告”三个动词用法之演变轨迹，《易》的成书年代当在殷末周初。     

《大学》中的“忠恕”思想浅探

忠恕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之一,核心含义为＂尽己而推己＂,其关键是一＂推＂字。《大学》中＂忠恕＂思想的表现形态有宏观和微观两种。从宏观上看,《大学》中的＂忠恕＂思想表现为＂修齐治平＂这样一个＂内圣外王＂之道;从微观来看,＂忠恕＂思想则表现为＂絜矩之道＂。两种形态均体现了儒家＂忠恕＂思想尽己而推的推衍实质。     

“保护伞”的认定探析

＂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关系十分密切,甚至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得以长期存续和迅速发展,与其背后＂保护伞＂的包庇、纵容不无关系。欲深挖和打掉＂保护伞＂首先就要对其深入研究,准确地认定＂保护伞＂,准确把握其内涵与外延,并且明确界定＂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界限。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审美“共通感”释疑

审美判断的"共通感"问题,涉及的是一个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审美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如果我们找不到通达各主体之间的公共桥梁,那么,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审美的"主观性"这一矛盾的。这就需要尝试引入一个新概念——"精神青春期"。要理解各主体之间审美判断中的"共通感"问题,非"精神青春期"概念莫属;"精神青春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真正解决审美对象的"客观性"与主体审美的"主观性"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     

百年呼唤“大师”难成真的时代性忧思——以茅盾、巴金、老舍为例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寻求中国富强道路的同时,文学上也在呼唤“大师”级的文坛巨匠,这都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文学创作上茅盾的理性分析,巴金的激情似火,老舍的幽默、谐趣,都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都没达到世界一流“大师”的巅峰,“大师”的出现,除了写作才华之外,更需要一种对时代、历史、群众乃至自己超越中的孤独感的思辨张力,对此进行挖掘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和”与“分”

"和"与"分"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政治生活中,"和"可具体化为"人和"、"政和"与"共和","分"可操作化为"名分"、"职分"等。"和"、"分"看似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实则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人性假设以及一致的客观效果。它们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思维理念的集中体现。其内含的真知灼见,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