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古城修建史考述

公元前277年秦军在今常德所筑“张若城”是古代常德建城之滥觞。东汉时“张若城”筑为武陵郡城,有一次重大的修建。此后在东吴、唐朝、五代、北宋、元朝等时期,常德古城均有过不同程度的增修。明代,常德古城始筑为砖城,奠定了此后常德古城的基本规模。抗日战争时期常德古城被毁。     

考论梁松在历史上对常德地方的贡献

东汉梁松在马援征“五溪蛮”后 ,奉光武之命来武陵善后。他选定今常德城区修建新的武陵郡城 ,实为常德城建之父 ,使常德成为沅澧的政治、经济中心 ;新设沅南县于今桃源西南部 ,以控扼“五溪”咽喉 ,护卫常德人民居住区的安全 ;在“五溪”地区调整民族政策 ,缓和武陵郡内的民族关系 ,从而给常德带来了近百年的和平发展时期     

常德保卫战简论

由湖南文理学院主办、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委员会协办的“纪念‘常德会战’6 0周年”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3年 1 2月 7— 8日在湖南文理学院举行。来自省内外的 6 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 5位参与过“常德会战”的中国老兵共聚一堂 ,就“常德会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影响、“常德会战”期间民间抗日情况、日军进攻常德的意图及其进犯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讨。中国老兵亦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 ,再现那“惨烈”的历史画卷。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应该肯定“常德会战”中与日寇寸土寸血、殊死拼搏的中国官兵之壮烈行为与抗战精神的一面 ,这既能体现出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 ,也是对历史的宽容与充分尊重 ,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完整统一。本刊现开设“‘常德会战’研究”专栏 ,推出三篇研讨论文 ,以飨读者。     

善卷、蚩尤与常德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善卷是常德上古时期的一位名人 ,蚩尤也与常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他们二人同时也是苗族人民的祖先。在常德开发以善卷、蚩尤为主题的苗族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是十分有价值和意义的。     

稻米在北美大陆的栽培及传播

稻米是一种古老谷物,人类很早就开始驯化及栽培这种植物。发展到今天,稻米已经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粮食,世界各地都种稻食米。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前,新大陆还没有人工栽培稻。随着移民到来,稻米才逐步传入美洲。北美的欧洲移民虽然不吃米,但将其当作经济作物来发展。中、南美洲也种稻,但发展较晚,且所产稻米供应本地食用。旧大陆稻米传入新大陆不仅是农作物的传播,还是新旧大陆农业文明的交流。     

稻米贸易与近代安徽长江流域市镇的发展

近代安徽长江流域市镇快速发展,稻米贸易在其中起了支配性作用:稻米贸易带动了一些市镇的兴起和繁荣;多数市镇形成了以芜湖为中心的稻米市场层级体系;稻米是众多市镇的主要商品,稻米贸易成为当地商业的支柱,影响市镇的商业布局,其旺疲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市镇的兴衰。稻米贸易对近代安徽长江流域市镇的发展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力,是在明清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区域分工的背景下,由近代安徽稻米生产的单一性和偏高的商品率及稻米贸易在安徽工商业中的重要地位导致的。     

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造成城区居民死亡人数的研究

常德细菌战造成常德城区和平居民死亡的人数,日本学者据历史的防疫档案记录认为可以确定的是37人;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会近七年来的调查是336人;而据当年曾参与常德防疫工作的人士估计:有400人以上、50D人以上和600人以上三种说法。我们依据各种史实分析研究,认为死亡600人以上的说法是可信的,并且还有可能超过这一数字。     

常德唐宋时期禅宗志略

唐宋是常德禅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常德活动的禅宗高僧见于<灯录>、<僧传>的有60人,主要分布在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的下游地区.禅宗传入常德,最早始于澧州慧演.药山惟俨和德山宣鉴,是禅门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曹洞宗与云门宗,是在常德活动的最重要的宗派;临济宗黄龙、杨歧二派是常德禅宗的最后宗派.常德的重要禅师还有夹山善会、洛浦元安、钦山文邃、德山缘密、梁山缘观等.     

昌耀文学年表

1936年0岁 6月27日 昌耀(原名王昌耀)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城关大西门内育婴街十七号.其家族老宅,在常德下辖的桃源县三阳港镇王家坪村(现为红岩垱村).昌耀出生时为家族第三代长子,由二姑儿(远方本家姑姑)和母亲带大.     

侵华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之原因

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对常德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攻击。日军实施常德细菌战的原因主要是:细菌战是日本侵华政策的组成部分;日军企图占领常德这一华中地区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日军为了夺取常德这个洞庭湖“粮仓”。     

试论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土地买卖——以天柱县高酿镇木杉村为例

清代清水江流域土地买卖的主要原因是村民需要银、钱使用,次则缺米食用以及合卖、转卖等;其特点表现为:一是田产、山地、土、园地和房屋地基五类土地交易价格差异较大;二是道光二十年前多以银为货币,之后基本上以钱作为货币;三是部分保留了宋代以来"先尽亲房、再尽地邻"的传统,但有较大突破,土地交易的自由度加大,反映了清代宗法关系日益走向松驰;四是土地买卖趋向集中。木杉村的土地买卖凸显了清代土地买卖日益商品化的特征,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制度抑或现象:南宋时期的稻麦复种制——兼与李根蟠先生商榷

南宋时期,随着移民的涌入与人口的增长,稻作和麦作都得到了发展,在此基础上,有些条件适宜的地区偶尔出现稻麦复种现象。但是在南宋时期,大部分地区晚稻的收割还是在十月左右,加以主户的反对和稻麦复种的收益不大,所以并没有形成稻麦复种的制度。     

明代诗词中的稻作文化知识

明代农业生产经过初期的恢复,得到进一步发展,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也有很大提高.明代诗词乃至明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明代诗词涉农题材较多,其中有许多关于稻作文化的诗句.明代诗词中涵盖稻作术语和品种资源、栽培耕作和稻谷加工、病虫害和水旱灾害以及其他人文知识等不同方面的稻作知识.明代稻作诗词内含丰富的科技、人文知识,是珍贵的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稻作文化知识,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对其进行完善的保护,并加以充分的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介于朱、王二本之间”——魏庄渠《大学指归》对明代理学的批判、融通与重构

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以免对明代理学做出简单化理解。     

论山东大学堂与清末教育改革

清末教育改革催生了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堂的成立带动了清末教育改革,山东大学堂和清末教育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是兴学育人只能未雨绸缪,不能亡羊补牢;"科教兴国"要有上下一心的紧迫感和切实行动;公家办学"是为国家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学生上学"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易传》的道德观发微

《易传》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专门解释《易经》的重要典籍,在其无比丰富的内容中,透露了相当深刻的道德观念:一是对《易经》所包含的道德观念进行了创造性阐发;二是大力倡导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道德精神;三是提出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修身原则,这些都对我们民族的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末清初江南作物栽培与灾害防治问题——以《补农书》为中心

张履祥的<补农书>作为中国农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比较突出地总结了明末清初江南农业生产经验.以该书为中心的考察表明,江南一些农民在水稻、麦子、芋艿、洋芋、萝卜、白扁豆、瓜类等作物栽培中,精心讲究技术,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防治灾害.他们努力克服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为乡土社会文明建立良好的物质基础.     

清末科举考试内容改革述论

在清末教育改革中,科举考试内容占有突出地位。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增设算学科,到“戊戌变法”期间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和增设经济特科,科举改革与新式教育密切相连。“新政”初期,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推动了西学传播和新式教育的发展。     

清政府脆弱的抗灾能力与清末十年江苏抢米风潮

清末十年间,江苏频发的自然灾害打断了灾区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进程,又由于清政府不具备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社会更加动荡,人心惶恐,群体心理失常。清末江苏农民反饥饿抢米风潮的形成是自然灾害频仍与清政府无力组织防灾抗灾双重因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