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契合共同富裕发展与分配的双重属性,当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都处于探索期,文章首先梳理了县域城乡发展的理论共识、分歧与疑问,进而提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揭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从遵循梯度发展原则、走产城融合道路、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加强县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四个方面,阐述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进路。文章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为推动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以融合促振兴：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以县域为载体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基于2006-2021年我国1672个县域数据,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影响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现“正U”型非线性特征,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县域城乡产业融合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引培来推动共同富裕,但只有当县域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成立。此外,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区域和城乡产业融合类型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且县域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合适的城乡产业融合模式。据此,要加快推进县域城乡产业融合并优化县域金融扶持政策和加强企业引培力度,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差异化城乡产业融合模式。     

自主创新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的途径

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国家，尤其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和一体化背景下，文章探讨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途径，提出了保障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具体措施。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

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并分享现代化成果。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个人与共同体的生产关系进行考察，科学揭示了共同体形态演变规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前者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为共同体构建提供行动指南。共同体思想与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存在契合之处，具有现实指引作用，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县域科技创新与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与启示——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

县域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区域创新体系最基础的环节,也是推动县城可持续发展、形成县域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核心所在.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研究县域科技创新的经验与启示,提出了建立“大科技”的科技管理体制、建设统筹城乡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实施城乡统筹“科技行”工程等对策建议.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40年:经验与启示

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快县域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是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实践探索充分证明,立足资源禀赋和突出比较优势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推动思想解放和重视制度创新是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围绕特色产业和培育产业集群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协调城乡关系和促进区域发展一体化是县域经济崛起的重要途径,激活要素活力和促进市场化水平提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保障。这些可供借鉴和值得进一步推广的宝贵经验启示我们,欠发达地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必须立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围绕县域比较优势培育特色经济优势,通过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战略促进县域经济与区域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协同融合;同时,在制度创新基础上遵循县域经济发展规律,推动县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以新动能助力县域经济全方位融入对外开放新格局,这对于县域经济实现全面崛起至关重要。     

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

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要素流动何以推动县域城乡融合：经验观察与逻辑诠释——以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例

在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驱动下,县域城乡融合格局存续和演化的根源与要素流动紧密关联,要素流动、对接与组合构成其基础动力与逻辑起点。本文以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观察样本,将其置于“要素-结构-功能”框架下诠释要素流动与县域城乡融合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县域城乡融合是以土地要素为核心撬动城乡“人”与“业”的复杂动态过程。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前置情境下,通过建立全周期利益平衡机制与强化政治任务特性促进资本要素流动与组合,借助土地空间整治与土地开发权的再配置推动形成农民非农化的就业结构。进一步立足城乡投资和就业结构变化,通过“工业上楼”与差异性的市民化策略强化城乡系统福利供给能力,最终形成县域城乡融合的整体局面。据此,在“大国大城”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坚持“在集聚中走向融合”的发展取向,通过充分而全面的要素流动、结构转型与功能整合,整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县域城乡融合。     

县域视角下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及行动方略

县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浓厚中国特色和特定含义的社会治理单元。以县为研究对象、基本单元和方法,是观察中国社会总体性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县域”是关键环节。在梳理县域空间、县域行政、县域经济等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县域乡村振兴存在的创新思维缺乏、规划编制失焦、城乡资源失配、治理能力不足等痛点和难点,从理念引领、编制规划、产业兴旺、基础设施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维度,提出了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可操作的行动方略,对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在县域层面的高质量实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城市化战略中的安徽县域城镇规模变动研究

摘要：分析了推进县域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县域具有连接农村和大城市的功能，县域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环节。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安徽县域城镇规模变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安徽城镇规模变动存在的问题：缺乏产业支撑、行政型推动，缺乏联动、质量不高等。最后，运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县域城镇规模变动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安徽城镇发展的相应对策：树立科学、系统的城镇发展观，依托产业发展来加快县域城镇的发展，合理定住县域城镇的发展。     

乡村治理智能化赋能共同富裕:内在耦合、现实梗阻与实现路径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与根本旨趣。共同富裕有着鲜明的共享、过程与全面等本质属性，而推进乡村治理智能化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也是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智能化在价值目标与政策工具等层面不谋而合。然而，乡村治理智能化赋能共同富裕仍面临着数字弱势群体边缘化、智能化乡村劳动异化以及乡村数智化能力“赤字”等挑战。基于此，未来要在技术治理范式背景下，变革思想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数智实践、弥合数智鸿沟等，推动乡村共享数智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县域经济发展与中部地区崛起

县域经济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承上启下。加快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目前,中部地区县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应该扬长避短,以壮大中部县域经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县域经济发展与中部地区崛起

县域经济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承上启下.加快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目前,中部地区县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应该扬长避短,以壮大中部县域经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2011年延安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且县域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所以推进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基础。以2011年延安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为研究对象,从空间、经济、社会三方面构建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均方差决策法以及聚类分析法进行分析,发现延安市内部县域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差异较大,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重,其中城镇化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城乡安全饮用水普及率比的权重较高,对各县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影响较大。     

县域经济:一个不能忽视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然而,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于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双二元结构”体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许多困境。因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必须深化制度改革、突出战略重点、发挥比较优势、转变政府职能。     

“城乡共富”:“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与实践遵循

“城乡共享”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现的重要条件,“城乡共富”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核心要义,两者构成了“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基础。我国在“共同富裕”内蕴逻辑的主导下,沿着“城乡二元 城乡协调 城乡融合”逻辑遵循,建构了“以农促工 工农互促 城乡共富”的“共同富裕”战略,推动“城乡共富”程度递进发展,但在经济基础、消费服务、现代化设施、公共福利等领域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城乡相对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塑造农村“富裕”的内驱能力;以“城乡融合”为向度,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催生农村“富裕”的外部动力,推动“城乡共富”迈向更高台阶,扎实推进,实现“共同富裕”。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与乡村内部结构、组织功能与相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需要多主体、跨区域的协同治理。基于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基础与过程展开研究后发现,现阶段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需要从分级领导协商、社会力量动员、信息融合共享、快速响应协作与成本责任共担方面做好机制构建。未来,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范式创新要迈向“统合型包容”,但统合型包容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过程,仍要立足于长三角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全过程与共同富裕发展新需要,从主体统合、任务统合、资源统合与技术统合等四个层面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发生。     

学习型县域的探索与解读

当中国经济走向县域经济时代，学习型县域无疑将成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新阶段和新重点。以四川省双流县为例，追根溯源，分析从昔日的“乞丐县”到今日的“票子县”的嬗变，客观总结和提炼了双流县倾力打造学习型县域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对已形成独树一帜的“双流方式”之基本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分析认为，以学习创新助推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源（特剐是农业人力资源）能力和人口（特剐是农村人口）综合素质，有效弥补区域资源禀赋不足，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并且实现县镇城乡的文明进步和统筹发展，使所有城乡民众真正享受创建学习型社会带来的实惠，为促进我国学习型社会的早日形成提供了更充分的实践依据。     

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西部民族地区县域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以基层疫情防控为例

任何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都是常态社会治理之外的权力运用和权利限制。只有实现危机管理法治化,才能为其提供持续的正当性支撑和充分的运行动力。县是当代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接点,研究县域治理层面公共危机管理,既符合理论逻辑,也有现实支撑。西部民族地区县域治理正经历法治化转型,必然要求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县域疫情防控要遵循法治原则,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建设,优化基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实践。这对提升基层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稳固边疆、夯实国家安全基层基础有不可替代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