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与真实盈余管理

 自独立董事制度确立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在完善公司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鉴于独立董事多席位的现象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以及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专业人士已成为上市公司选聘会计专业独董的重要来源，考察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和事务所经历特征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2009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STATA软件以及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的OLS回归分析方法，结合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探讨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数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当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越多时，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进一步降低；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当公司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与公司所聘任的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关联关系时，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结论不仅验证了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还发现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会影响会计专业独董有效履职，拓展了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经验研究；同时，研究结论还为监管层完善监管机制、上市公司会计专业独董的选聘和主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独立董事连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机理: 基于声誉效应与学习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次从独立董事连锁的声誉效应和学习效应视角,运用匹配(1:1 Pairing)+双重差分(DID)法研究独立董事连锁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声誉效应视角,独立董事连锁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且兼任公司家数较多的连锁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作用更明显;在学习效应视角,独立董事连锁能显著提高其董事会出席率,且该种效应主要出现在高学历的连锁独立董事身上。此外,本研究首次发现了独立董事连锁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传导机制,即通过提高连锁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出席率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本文的结果表明,我国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应当重视独立董事连锁的作用,这对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独立董事的明星效应:基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考察

独立董事治理行为的首要机制是声誉激励,然而这一机制的有效性在中国却长期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而未得到充分检验。基于此,本文首次根据百度中文搜索引擎数据反映的社会知名度来衡量独立董事个人的社会声誉激励强度,进而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视角检验了独立董事的社会声誉激励效应——也即所谓的明星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同等条件下,聘请了高社会知名度的明星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具有显著更低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即明星独董显著降低了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而且这一结果主要反映在薪酬政策不受政府管制的民营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中国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相关的文献,特别是揭示了独董不能发挥作用的内在原因。     

独立董事责任险、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

独立董事责任险(独董险)强化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信息监督动机。董事会独立性的提高有助于机构投资者提高治理效率。实证分析认为,独董险和机构投资者形成显著的共同治理效果。一方面,对于管理层代理问题,独董险与机构投资者的共同机制对管理费用率有显著的控制作用,形成对显性代理行为的有效监督;机构投资者对ROA有显著的提升能力,一定程度弥补了独立董事对隐性代理行为监督上的不足。另一方面,独董险和机构投资者对国有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有提高作用。独董险可以强化对披露信息的监督动机,机构投资者有助导入国有公司缺失的独立董事外部声誉约束。在信息监督过程需要较多时间和专业知识投入的情况下,两者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作用形成互补。     

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

独立董事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保护中小投资者,同时提高董事会的决策能力。独立董事是否能够发挥监督和咨询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独立董事是否有能力独立;二是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履职。这两个方面可以具体化为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在董事会的占比、独立董事报酬和参会次数。本项工作考查了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以盈余管理程度、深交所信息披露评级、盈余激进度和盈余稳健度的4个指标衡量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我们发现,董事会中具有财务或会计背景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高,上市公司盈余信息质量较好。独立董事参会次数越多,代表公司问题较多,相应地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则较低。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独立董事报酬与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有显著关系。     

独立董事人选、履职效率与津贴决定——资产专用性的视角

现有文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和履职效率之间的关系有着不一致的发现,本文给出了新的解释:独立董事人选、履职效率和津贴都受到更为基础的交易特征——资产专用性的影响。我们的理论分析表明: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与关系型治理方式相匹配,降低了公司对独立董事的需求,但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聘请独董的刚性要求,使得这些公司更可能只是形式上予以满足。利用2003~2014年的数据,我们发现:(1)资产专用性较高的公司对经验丰富和行业专长的独董需求较低;(2)同一独董任职的多家公司中,其在资产专用性较高企业的履职效率较差;(3)资产专用性较高的公司支付给独董的津贴较低。上述发现支持了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特征决定治理合约的思想,独立董事的研究可能需要更为联合而基础的探索。     

独立董事报酬的决定因素与公司治理特征

我国上市独立董事的功能受到很多质疑,直接涉及到独立董事获得的报酬的恰当性。本文采用2001—2003年的数据分析影响独立董事报酬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报酬与其声誉、劳动付出正相关,但与公司风险的关系不明确;同时,公司在制定独立董事报酬时深受高管报酬的制约。不同治理结构在独立董事报酬上也有明显表现,国有控股公司给予独立董事的报酬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来讲较低,但是国有控股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独立董事报酬正相关,两类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都与独立董事报酬正相关,表明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二大股东对独立董事寄予厚望。监管部门要求有一名会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报酬上没有体现这种特殊要求。研究结果也意味着,从报酬角度看,独立董事并不是“无功受禄”,但是发挥作用的程度因治理结构不同而不同。     

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与股价崩盘风险

近年来,股价崩盘等极端尾部事件风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巧妙运用证监会强制要求上市公司独董比例在2003年6月30日之前至少达到1/3的政策性外生冲击,通过面板双重差分估计策略发现,独立董事制度的正式引入显著地降低了公司股价发生崩盘的风险。然后,本文进一步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议案发表意见和进行投票的强制披露数据,考察独立董事相对于管理层的独立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我们发现,相比于不存在异议独立董事的公司,存在异议独立董事公司的股价发生崩盘的风险明显较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投资者保护较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加强独立董事的治理机制、特别是引入有不同意见的独立董事,对于防范股价崩盘风险、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官员独董：“掠夺之手”抑或“扶持之手”

 上市公司聘请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简称“官员独董”)，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能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从而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稀缺资源和优惠政策，同时也需要承担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官员政治升迁等多种社会服务和政治任务。官员独董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长期热议的焦点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检验。        为了探究官员独董对所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利用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18号文”)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手工收集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790起独立董事辞职公告，利用事件研究法检验辞职公告的市场反应，以测量官员独董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官员独董的辞职公告事件表现出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而且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正向市场反应明显强于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实际上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显著为负，说明相对非官员独董而言，官员独董更多地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进而损害了公司价值。进一步探索公司内外部多个因素对官员独董价值的可能影响，发现如果公司注册地的政府监管强度或者公司注册地所在省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该公司的官员独董辞职公告事件所引发的市场反应就越积极，官员独董的“扶持之手”角色越难以发挥作用，从而更加突显了官员独董的“掠夺之手”角色。但是，并没有发现官员独董的行政级别、行业专长以及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等内部因素会影响官员独董价值的经验证据。        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了非官员独董群体作为对照样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判断和评估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得到的相关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此外，利用官员独董离职潮事件考察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独立董事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拓展了政治联系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为中组部发布“18号文”的政策意义提供了及时可靠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启示企业不能盲目追求和构建与政府的联系，实际上与政府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我国独立董事薪酬分析

独立董事报酬是作为激励独立董事努力工作、发挥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重要作用的主要手段,其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独立董事积极性的发挥。在我国,由于欠缺声誉机制的激励作用,独立董事的薪酬制度对独立董事能否在公司治理中有效发挥作用就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我国独立董事薪酬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独立董事薪酬制度存在的缺陷,最后探讨了相应的建议。     

独立董事具有咨询功能吗?——异地独董在异地并购中功能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我国财政分权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为制度背景,以2002~2010年间由我国A股上市公司所发起的异地非关联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异地独董在异地并购中的咨询功能。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来自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异地独董时,异地并购的效率显著更高,且目标公司所处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程度越严重,异地独董对异地并购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但该效应只在主并公司为民企的情况下存在。研究还表明,本地关系网络是现阶段异地独董发挥咨询功能的主要途径,而主并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干预和国企自身的代理问题是异地独董在国企中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本文揭示了异地独董运用其社会资本帮助主并公司突破异地并购障碍方面存在中国式的咨询功能,强调了其在我国现阶段商品和资本市场均存在严重地区分割的情形下作为替代性制度安排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追名”还是“逐利”：独立董事履职动机之探究

 经营权与控制权分离引发的代理问题是催生独立董事这一群体的制度根源。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监管机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独立董事在本质上也是剩余索取者的代理人，与股东之间同样存在代理问题。如何构建独立董事激励机制，使其与中小股东建立有效受托责任关系，是监管部门和实务界面临的一大难题。        以2002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手工配对法、Logit回归和OLS回归，采用进一步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从个人特征、公司特征和制度环境3个层面考察零薪酬独立董事的影响因素，并从“追名”和“逐利”两个角度对独立董事履职动机进行探讨。        研究结果表明，从个人特征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独立性较强的董事中；从公司特征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违规风险较低的公司；从制度环境看，零薪酬更可能出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零薪酬独立董事在出席董事会时也更加勤勉，以上结论与“追名”动机逻辑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背景的零薪酬独立董事能进一步甄别出财务风险更高的公司；由于存在自选择，零薪酬独立董事任职公司的治理水平更高，其并未出具更多的否定意见。        研究结果说明经济和声誉两种激励方式在不同独立董事个体间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一方面，为独立董事零薪酬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说明上市公司应当根据自身所处的制度环境、风险水平以及每位独立董事的具体特征等设定差异化的薪酬水平；另一方面，也对监管部门完善独立董事激励机制、培育独立董事人才市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独立董事的"法人制度"设计

独立董事制度是现代公司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有效性程度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质量.因此,也一直是学术界与实业界对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分析独立董事制度的困境和独立董事的功能定位入手,提出了"第三方法人"独立董事制度,以法人取代自然人,建立"法人-法人"的法人间关系模式,打破个人与法人之间关系中的不均衡博弈,用新的制度安排实现独立董事的理性制衡,达到独立董事的理性之路.     

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受到关注，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成为目前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视角，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是否受到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手工收集2005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的毕业院校、曾工作单位、籍贯省份、专业协会成员等信息，判断独立董事与CEO是否存在私人关系，并计算私人关系广度和强度。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影响，探讨其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利用14 02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和代理变量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程度越深，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证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        利用中国公司数据，提供了新兴加转轨资本市场独特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私人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的价值效应。为独立董事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独立董事的关注点应从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转移到重视实质上的有效性。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因势利导”地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技术独立董事可以提高R&D产出效率吗?——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

与以往大量探讨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的文献不同,本文从R&D产出效率视角,考察了技术独立董事制度对其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增加研发投入并未带来创新水平的显著提高。而聘请技术独立董事的公司能够提升R&D产出效率,并且当上市公司同时设置技术执行董事和技术独立董事时,R&D产出效率更高,但本文没有发现技术独立董事薪酬对R&D产出效率起到激励作用。本文的结论为我国政府和公司制定创新战略以及独立董事制度建设提供了参考价值。     

大股东存在下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基于内生视角的审视

我国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的治理效果一直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但此前的研究一直忽视了独立董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四种模型检验了当大股东存在时独立董事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排除内生性之后,独立董事对业绩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当公司存在大股东的时候,公司董事会的构成会受到大股东的控制,从而使得独立董事制度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