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的启示

音乐是一种在特定逻辑体系中体现出来的意义指称,注定了音乐阐释的多纬性.横向上,表现出相同文化中的解释纬度;纵向上,即其他文化中,在其自身逻辑体系基础上完成的音乐阐释.<圣经>中巴别塔所隐含的是一种以技术信仰为手段所建构起的逻辑体系,是一种强迫式的"一样语言"的价值观念,它导致了技术标准的恒定真理和意义"阐释"空间的消解,对音乐在技术语言背后的价值分析有重要启示.     

希伯来圣经性别结构批判

希伯来圣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部文化经典,其潜在的性别结构有着深层的男性中心主义特征。圣经在本体论阐释、人类阐释、历史阐释以及价值阐释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了父权制的遗痕。圣经是一部男尊女卑的书,是一部在两性关系上统治与被统治的经典,面对这样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女性的独立与解放有必要从自身的价值出发,以人类与自身的需要和权利为基础来建构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     

生存论视域中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

马克思的生存论哲学是通过实践观来阐释的,在生存论视域中,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观点有:文学艺术是建立在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能动的、批判的表现方式;文学艺术是一种艺术生产;人应该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文学艺术的价值指向与人的审美生存和自由解放相一致。     

接受视野下的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

续书是对原著的一种解读、阐释和生发,它既扩大了原著的影响,又从文体类型上巩固和强化了原著的文体特征和审美规范。作为《西游记》的衍生物,明清之际的三部续书对原作的接受主要表现为主题思想、题材、叙事结构和艺术风格等的步武摹写。但由于时代环境的变迁,续书又表现出与原著不同的时代新变,这主要体现为思想主题上的"收心""实用"倾向、表现手法的"意识流"倾向和艺术形象上的进一步虚化等,而这正是三部续书的价值所在。     

维柯“诗性法律”阐释的原创性及其现实启示

维柯的"诗性法律"阐释表现为思想领域、研究方法、法律观的"三重原创性",由此窥见一种遍布世界各民族中的人性光辉,维柯用诗性的语言预演了人类"现代大同世界(modern world of nations)的历程"。"诗性法律"通过阐释诗性智慧揭示了人类文化结构中最本质最优秀的文化因子,它给予我们一定的现实启示:一是中国社会调整机制需要诗性的文化亲和力和文化创造力;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借鉴诗性文化传统提升其价值和谐度;三是在构筑"后发型"、"追赶型"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大厦中,需要民族习惯法的诗性文化元素和传统智慧的支撑。     

从"人民性"到"人性"——新时期以来文学评价标准转变之一

"人民性"曾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重要概念,用以阐释传统文学的现代价值,这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种总体性话语中,忽视了个人的存在,如果没有了个体的个性与自由,"人民性"就失去了关怀具体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新时期以来,一种新的"人性论"文学评价标准取而代之.而文学评价中的"人性"观,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实践,关注个人的价值、尊严、权利成为文学评价的基本原则.悖论在于,人性论强调个人的个性,在阶级社会中,往往权利和金钱能够表现出更强的"个性",它们反而异化了真正的人的个性和品质.     

论井冈山精神的实践创新价值

井冈山精神是一种革命的首创精神,创新是其本质与精髓,是其价值的集中体现.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井冈山精神的实践创新价值主要表现在:催生了"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引领了党对"特色建设道路"的探索.     

文学批评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建构——基于宁夏“三棵树”评论的研究

宁夏"三棵树"以令人瞩目的文学成绩,引起全国文学界的重视。随之,关于宁夏"三棵树"的阐释与研究也多了起来。整合这些研究文章不难发现,文章多集中在对创作主体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建构上,尤其表现在批评方法上的意识契合,批评指向上的精神价值认同,以及批评形式上的语言文体的自觉。同时,在审美距离与历史语境的观照下表现出来的圈子化、文本阐释的封闭化等问题也颇为值得关注。     

元代文人游世意识论

文章认为,"游世"已经成为元代作家们一种群体性的生存方式,自然,这种群体性的游世意识必然地渗透到文学中.具体来说,游世意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痛苦的历史情境中,对历史文化价值与自身生命的无奈进行自嘲与戏谑;二是在价值"虚根"中借否弃人世"无待"的态度,来显现一种"逍遥"的文化镜像;三是展示情欲,体现为一种文化松绑后的放纵.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游世意识,元代文学表现出了奇特的面目.     

“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词体诗化理论发皇

北宋中后期词坛,曲词派理论家虽仍多尊奉《花间集》,以"协律和声"和"娱宾遣兴"之类理论观点,守护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词体特性,但在时代新风的吹拂下,在词体演变规律和文学创作规律的作用下,其理论和创作都出现或强或弱的诗化的倾向,从而在客观上成为诗化派和词体诗化理论的襄助者和补苴者。他们所取得的具体理论成就,应予充分关注和科学辨析。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纂修清史 ,应在《清史稿》原有基础上 ,改善体例、核实史实、摈弃正统史观、扩大历史内容 ,编成一部以纪、志、表、传为主要体裁 ,“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 ,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它应是二十四史之续编 ,而非撇开原有基础 ,放弃传统史体 ,另立新章之史书。其文体 ,宜用简易文言。字数宜控制在二千万字上下。     

古代诗词对桂林山水“甲天下”美誉的促成

桂林山水声誉的渐起和日盛,经历了唐以前的印象初具期、唐代至宋代期间山水"甲天下"美誉的真正确立期以及元、明、清和近代的不断巩固厚重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古代诗词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论六朝时代“妖怪”概念之变迁——从《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谈起

以《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为考察重点,具体论述了自先秦两汉时代至六朝时代"妖怪"概念发生的变化。在先秦两汉时代,它主要指一种具有预兆性的反常现象;在六朝时代,它的概念则与"精怪"的概念逐渐混淆起来,其主要意义则为精怪、鬼魅之类。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署唐人刘肃撰的书籍,今传世者有<唐世说新语>和"<大唐新语>"两种,但二者内容相同,显是同书异名.那么,此书之原名是<唐世说新语>抑或是<大唐新语>?迄今为止,一般均认为<唐世说新语>为<大唐新语>的异名.但是,经笔者考察论证,现所存显然是<唐世说新语>,而<唐世说新语>实是明人伪造的一部书,并非刘肃原撰的<大唐新语>.     

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和变化——《水浒传》中的地理位置与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

就《水浒传》而言,至少存在3个时间概念:事件发生的北宋;作品产生的元末明初;读者所处的时代。空间与时间交织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如果不能充分了解空间随着时间而产生的变化,就可能引起混乱。黄河在宋元之间泛滥频繁,下游河道变化巨大,淤埋城镇村庄,改变平原水系道路。《水浒传》中不具体叙述地理位置,显示了作者的明智;而少数看似不合理的行走线路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如元末明初从江州至开封完全可以在梁山作水陆换行,这与当时黄河、运河的状况相符。因此,传统文化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必须具备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浮现。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不仅呈现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其叙写姿态的变化中王朝的意识形态已潜在崩解;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叙述逻辑中已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救赎期待被转向海外,求变思维豁显;传统的循环世界观消退,线性时间观念在想象领域的叙述逻辑中开始登场。在此过程中,“华洋之辨”消失,全球视野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