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说的残缺家庭模式及其美学意蕴

论文认为京派小说在意义指涉上渲染爱的温馨、呈现生命的坚韧、寄予死亡的沉思 ,从京派作家悲剧传达的独特方式探询残缺家庭小说蕴涵的忧郁的悲剧美学特质 ,并把京派小说残缺家庭母题置于 2 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背景下考察其美学上的意义与贡献。     

论1930年代京派与海派作家的文化心态

北京与上海不同的文化环境形成了1930年代京派作家与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巨大差异性。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然而,在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或者因为对政治的失望而远离政治,或者因为对政治的恐惧而放逐政治,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体现出自由主义文化心态的趋同性。     

京派小说家的"回忆"和"梦"文学观与老庄的"虚静"论

京派小说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和小说艺术理论,他们认为"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沈从文),"小说是回忆"(汪曾祺),"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废名).他们对文学创作持"回忆"观和"梦"观,实际上就是把创作看成是一种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意义上的审美现象;而具体到创作主体上来说,"回忆"和"梦"文学观的主旨又是为了培养作家与实际生活的心理距离从而造就一个审美的心胸.如果我们把京派小说家的这种文学创作观和小说艺术观放到中国古典美学历史发展脉络里,就会发现,它的源泉是老庄的"虚静"论.     

京派小说的"桃花源"与老庄的"理想国"

京派小说家有着浓厚的"桃花源"情结,在其所营造的乡土田园小说里反复描摹着自然环境之美与自然人性之美.京派小说的这种"天人合一"的乡村世界的文化原型,其实就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     

城市女性与城市批判--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论

京派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研究者所注目的往往是他们作品的乡土特色和风格特征。本文以“城市女性”作为切入口 ,通过对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着重阐明京派作家面临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现象而产生出来的“城市厌倦”与“乡村依恋”这种独特的文人心态。     

京派:"现代性"的另一条阐释途径

"京派"将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的使命寄托于文学,这是重个人、重个性、重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一种逻辑结果,标志着京派与"五四"传统的对接。所以,京派可称为"五四之跋"。而与"五四"同历史对话的方式和维度不同,京派在多重文化冲突中张扬文化综合和重构的热望,重新审视"国民性改造"的主题,加强对民族性格和心理探求的深度。京派以对文学历史功利性的批判、对自由主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颂赞构筑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大厦和民族生存图式,提示了"现代"范畴具有的多维特性,同时也喻示了它在农耕文明下的乡土中国奢侈的乌托邦色彩。     

京派小说与中国艺术精神

京派作家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文化选择上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与文化激进主义者不同,京派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在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都受到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具体到小说领域,京派小说在空灵、意境、意象等审美范畴以及语言上都与中国古典艺术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通过对民族文学传统的诠释和重构,京派小说为中国文学弹奏了一曲不绝如缕的悠悠神韵。     

师陀与京派文学及北方左翼文化

师陀早期作品既有左翼文化的革命题材和现实主义品格,又有贪恋风景、关注生命主题的京派文学特征。本文认为,他虽游离于京派作家群,但其小说创作深受京派文学的影响,足可视为京派作家。     

"京味"、"京派"与现代文学的文化资源

现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形成了一股较为强劲的态势,其中,"京味"、"京派"被作为与北京地域文学相关的重要概括由来已久.但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仔细剖析,不加分析梳理而简单认定所谓的"京味"进而提出什么"京派"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分析研究当代地域文学批评的成就与问题,重新确立我们的文化资源,恰切地把握文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度,对我们正确推进现代文学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超越意识"与"介入意识"--"京派"的文学作用论

京派作家不是超然于世外的一群,其文学观呈现出杂揉的色彩.一方面要求文学高蹈于政治化、商业化之外,呈现出一定的"超越意识";而另一方面,以道德和审美的方式参与社会的改造而呈现出一定的"介入意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作家心态方面的.     

新疆阿布达里人渊源考

本文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的记载和阿布达里人自己的传说对天山南部的阿布达里聚落进行了分析考证,指出阿布达里人的祖先是10世纪末11世纪初从中亚及西亚来的伊斯兰志愿者。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传统民本思想的意蕴及内在矛盾

本文追溯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历史,重点分析了民本思想的基本含义及其内在矛盾。民本思想的基本含义是:民是国家社稷的主体和根基;民心是发政施治的依据;最终意义上的主权在民;君明官贤,明刑罚,倡导德化,是民本思想的治道。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突破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我国《人民调解法》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程序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更高的确定性、权威性和执行性,对我国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在理论与实践中该制度还存在诸多困境,亟待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有关部门和广大基层人民调解员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探寻行之有效的举措,以应对和解决该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使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得以可持续地规范化成长和运行。     

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人民主体思想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人民主体思想就是要准确把握人民是改革的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这一科学内涵,遵循个人主体与社会总体的辩证统一;主体意识与改革客体的辩证统一;解放思想与凝聚共识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坚持人民主体思想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导向意义、凝聚作用和评价功能。只有将人民主体思想贯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领域、全过程,才能使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有效推进。     

浅析人才为本和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要以人才为本,人才工作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指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价值标准,尊重人的权利和需要,实现人的发展。尊重人的权利,就是在程序中贯彻民主原则。尊重人的需要,就是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实现机会公平和程序正义。促进人的发展,要增加体制的开放性,让人们在自由竞争中成材,在自由流动中提高自身价值。当代应当提倡个性解放,支持人们发展兴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新疆阿布达里人的名称问题

本文在国内外有关阿布达里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该群体的名称进行了考证。     

城市低龄空巢老人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建邺区为例

本研究以低龄空巢老人为调查对象,调查发现:低龄老人失落感与孤独感较低,心理状况较好;低龄空巢老人与低龄非空巢老人在失落感和孤独感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次序分析,发现与配偶居住情况、与子女关系等因素对低龄老人心理状况影响显著,而是否空巢、其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因素均未对低龄老人心理状况产生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低龄老人对于子女的精神养老需求较低。而对于精神养老而言,更应该强调对无配偶同住的老人进行必要的关心;强调子女与老人的关系,而不是强调老人与子女居住状况。     

金秀大瑶山瑶汉民族关系史论

瑶族维持自尊身份和文化特质的族群行动对立着汉族统治者治国的行为,使抗争成为瑶汉历史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抗争的失败和自由生境的丧失,瑶族逐渐流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成员。新时期,两族相互采借先进文化,形构起和谐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     

视觉人类学的三个维度

看或被看,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状态。就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在场观看？观看者和被观看者处于什么关系？透过我们的观看,呈现的是自己文化的影像记忆,还是现实人文的多重镜像？我们的图像如何具有我们的文化特质等问题,本文结合2009年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研讨情况,对“我看人,人看我;我看人,也看我;我看人怎么看我”三个视觉人类学角度做些论述,以期和学界同仁分享大会研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