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论同义词之“同”

同义词之“同”指什么,近五十年来纷争不一。从古汉语同义词的构组、立义、辨异的辨析过程看,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词义为单位,持“一义相同”说,力求构组的系统性,立义的单一性,细辨一义的同中之异;一种是以词为单位,持“近义”说,“多义相同”说,将辨析变为多义词的横向比较。前者可获得有价值的辨析成果,后者繁杂、平庸,无可观的成果。因此,同义词之“同”,只能指一义相同。“近义”说、“多义相同”说皆当废弃。     

“不过”的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

“过”在古代汉语中是谓词性成分,表示“时间、空间距离上的经过”,突显客观义。“不过”是否定词“不”与“过”构成的否定结构,前后属状中关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过”发生了词汇化,由“不超过某一限制”引申出“仅仅”、“只”等表示说话人态度、情感的主观义。在前后小句语义方向不一致的语境中,“不过”衍推出转折义,由副词转变为连词,是说话人用以调控听话人认知状态的语言手段,体现交互主观性。从否定结构到副词再到连词,“不过”经历了一个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建构的过程。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语默不二：《维摩诘经》对言说悖论的诠释

语言与形而上者的关系是《维摩诘经》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维摩诘认为,面对像“法相”之类的“不可说”者,不能采用常规的言说,只可采用巧说,包括“当如法说”、以“玄言”说、以“示”说、以“无言”说。“当如法说” 不是一般的言说,而是“法”自身的展开;以“玄言”说,不仅打破了现象和本体之间的界限而使本体和现象合二为一,而且能够把思辨和想象能力空前地调动起来进而摆脱思维困境;以“示”说不同于间接陈述,在“示”说中听者不需要反思和想象,而是可以直接面对事情本身。沉默是无言,但不完全等同于无言,因为沉默可分为两种：想说而不能说、可说而不说。维摩诘的沉默属于第二种,然而他在沉默中悟到并且说出了“不可说”者。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西周金文中“休”的词义和句法

西周金文中“赐休”、“休赐”的“休”,学者们多解释为赐予义,而解释为休美、嘉美、嘉奖义更合适;句法方面,特别是当“休”作动词时,学者们对其词性、意义、断句等方面存在分歧,尚须结合西周金文“休”出现的整体语境、铭文的意义以及语法,作出合理的判断。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德川儒者荻生徂徕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初探

德川日本儒者荻生徂徕以古文辞学作为其儒家经典诠释的重要方法论。“辞”不是单纯的字词或概念的拼凑组合,古文辞是指西汉以前的古文献所构成的一套成文系统和言说系统,其中有丰富的古圣人的“古言”和“古义”,所以藉由古文辞学的方法就可重新把握圣人之道,他将此方法归结为“以古言征古义”。但是他以所谓的古言古义欲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之际,其实已有思想上的立场预设;更重要的是,当他用“以古言征古义”来反对“以今言视古言”之际,“古言”不免被绝对化,这就有可能走向“以古言视今言”的另一极端,其结果必将造成对古今文化的历史性连续的切割,从而使其思想蒙上了非历史性的色彩。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

初思想家颜元的学思历程,在既有研究里呈现为一种标准论述：颜元在39岁之前名叫朱邦良,他在34岁那年获知了自己实为颜氏子,因其父早年为朱氏养子,故他出生后方冒朱姓;随即他的学术面貌也发生了激烈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笃信程、朱变成力反程、朱。39岁时,他归宗颜氏,名为颜元。由此他的学术生命大体以34岁为界,分为此前的“朱邦良”和此后的“颜元”两个阶段。从“朱邦良”到“颜元”的转变也成为清初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传统的意见基本认同“颜元”是“朱邦良”顿悟的结果,近来的研究则认为“颜元”是由“朱邦良”逐渐蜕变而成。事实上,通过对他学思历程中若干节点和面向的重建,可以看到早在学变之前,“颜元”就已经站在“朱邦良”的身边;“颜”“朱”两种学术性格始终并存且相互竞争,34岁时的学变并不是“朱邦良”变成了“颜元”,而是“颜元”通过奋斗最终击败了“朱邦良”。对“颜元”的诞生过程尽量真切的了解,是评估在清初震动一时的“颜李学派”的坚实基点。 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该文分别从国家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治理方式、治理者的道德与责任等角度,论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治道”思想。结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思考了儒家“治道”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治道”资源及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拓深的课题。     

“与” “与”考源

“与”字为“誉”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与”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与”简省而来的,“”、“”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

尽管历代学术界都不乏法家的研究者,但迄今学者们对如何界定法家以及谁是法家的“开山祖”等一些基本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法家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个源于孔门儒家的诸子学派。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的“不别亲疏,一殊贵贱,一断于法”,即是法家根本的思想特点。先秦法家的真正“开山祖”是楚悼王时期在楚国率先实行“变法”的吴起。吴起之后,楚国法家思想的发展不绝如缕,最后由任秦丞相的楚人李斯做了思想总结。李斯的法家思想吸收了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学,但更重源于慎到的“势”论;而李斯对慎到“势”论的接受,应该是以荀子为中介的。     

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论争”与“范式转型”——以E.P.汤普森为中心

E.P.汤普森结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对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定义展开批判,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定义的多重面向。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积极从欧陆寻求理论资源,引发与英国本土以经验为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争。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论争”不仅偏离了利维斯主义狭隘保守的“文化”观念,将文化的意涵进一步扩大到日常经验,并且重视“文化”作为激进政治载体的抵抗潜能。同样,围绕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经验”与“理论”的思想交锋,既促成了英国文化研究内部的范式转型,也为当下学界重返伯明翰,进而理清文化研究的理论系脉打开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论“理学诗派”之自然审美意识

两宋时期的理学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理”又称为天理,由此天人相依、天人相与,“理”是天人一体的基础,主导着当时的经世思潮,强调“文以载道”。与此同时,既基于“仁者,人也”的思想,同时受张载、朱熹等所提出的“大心”与“合内外之心”说的影响,“理学诗派”诗人的审美诉求一方面推崇自得自然,任心随意,强调自出机杼,同时,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呈现一种对自然审美意识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