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与宋孝宗的关系探微

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不为学界所注意,文章利用现存史料分析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之演变。隆兴初,宋孝宗起用张浚谋划北伐,张栻因此得以面见宋孝宗,并获宋孝宗信任,在宋孝宗与张浚之间充当联络员,往来传递军机,其间张栻还得到过宋高宗召见。乾道年间,张栻被宋孝宗召为侍讲,再次近距离接触宋孝宗,但张栻言行多触宋孝宗之逆鳞,两人关系走向疏离。此后张栻再未回到宋孝宗身边,其临终遗表也不能上达。     

论张栻哲学的特点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伯恭齐名的道学家。宋人陈亮曾指出:“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陈亮集》卷二十一)《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朱熹亦曾多次表示张栻的学说对他“多有启益”,“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轩文集序》)可见,张栻的哲学在南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张栻的哲学对深入掌握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理学与心学的分野以及理学与事功学派的论争都有重要的意义。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张栻研究四十年:成就与不足

张栻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及文学家。他在哲学、文学、教育尤其在理学领域贡献卓著,历来广受学者关注。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出一批张栻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视角涉及张栻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张栻与湖湘学关系、张栻与朱熹交谊及其文学成就等。就研究现状而言,张栻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有一些不足,诸如师承关系、交游情况、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深入。     

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张栻、魏了翁的实学思想及对湘蜀文化的沟通

张栻、魏了翁具有丰富的实学思想 ,这主要表现在求实求理 ,重躬行践履 ,对欲、利的肯定 ,把义理与训诂相结合等方面。并且 ,张、魏了翁作为蜀籍学者 ,又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 ,沟通了湘蜀两地的文化 ,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 ,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实学与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

对南宋理学家张拭的“学者之诗”，学界一般多持否定评价，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通过考察张拭提出“学者之诗”的时代背景，及其与心学的关系，发现张栻等用“学者之诗”干预、提升诗歌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可一概否定。唯张栻、朱熹以后，心学背景迁变，理学影响诗歌的负面效应才开始显现。对“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应该辩证地看待。     

天人学与心性论的系统紧张与整合——张栻思想进路及意义的文明论考察

朱子走出道南学派形成自己的工夫论后,随即以“太极图说解”建构与之相应的本体论,完成“理(本体论)—‘性-情’(工夫论)—圣贤人格(境界)”的系统拼图。张栻所传承的则是《易传》《春秋》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心性论层面对朱子有所吸纳,但在意识到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后乃另撰《太极解义》,按照《易传》的宗旨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针对性诠释,维护彰显“天—‘性-心’—与天地参(事)”的儒家传统结构。这一工作的意义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和理解,除开张栻英年早逝思想完成度不高,也与朱子对张栻作品的删裁以及对二人思想关系的表述有关。从文明论的角度对此加以辨析,不仅有助澄清张栻的思想形象,厘清湖湘学与理学的思想关系,也有助我们正视四书与五经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理论紧张,重建儒家思想整体的统一性。     

章太炎与章学诚

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论与章学诚之间不存在一脉相承关系.他撰于1908年的<原经>篇明驳章学诚,暗斥谭献,其中对<文史通义>的一系列论辩,显然是两种"六经皆史"论的交锋.它反映出经、史概念内涵的变动不居性,不同时期不同处境的学者对"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分析各家相同命题下的不同含义和意图.     

张天翼与狄更斯

张天翼是中国著名的讽刺小说家,其小说从创作观念、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风格等方面都体现出了狄更斯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又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坚实的民族文学的地基上,实现了对狄更斯的超越。张天翼正是在与古今、中外的对话中,有效地吸取了各种营养,才使他的创作既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活的现代性。他对狄更斯的成功接受,为我们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无为的边界——张洁、张抗抗小说侧论

对张洁、张抗抗小说的比较性论述并不是单纯基于性别文学的考虑,而是力图在社会转型和历史文化空间中寻求两者的同一性精神诉求.她们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对性别公共空间的拓展和对广义文化关怀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性别边界的超越,从而上升为对社会文化总体叙事的关注.     

鲁迅与张承志

张承志是当代明确对鲁迅表示过尊崇的一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张承志的小说创作还是散文随笔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的气息。张承志和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精神联结首先体现为“母亲情结”,但张承志对母爱的情感意识不但满足了他个人生命的需求,而且寄托着作家的个人理想;而鲁迅对母亲的主体意识更趋向一种爱与孝,认同与批判的双重精神世界。张承志由母亲而生发的“人民情愫”,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他远不如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系完整和深刻。张承志在精神层面上延续着鲁迅的决绝姿态,他“以笔为旗”,而鲁迅是“以笔为枪”。张承志是用笔来寻找文学的存在意义,鲁迅则是托命这支笔来开拓存在意义的人生。     

张闻天与“河海”

张闻天1917年考入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现代水利工程技术人才的高等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该校崇尚新思想、新文化的氛围中,张闻天参加了五四运动,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伟大人生的光辉起点.张闻天的母校一直重视宣传张闻天、学习张闻天、研究张闻天,把张闻天的实践和思想视为全体师生员工都应该学习和继承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三丰与懿州

张三丰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道教传奇人物,生于辽东懿州,即现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他在懿州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儒、士、道并修,创建了太极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道家学派,至今在海内外有极大的影响。探讨了张三丰青少年时代在懿州的主要活动,对张三丰研究提出一孔之见。     

民间英雄史诗：张承志和张炜的想象

英雄主义豪情,不仅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创作的诗性气质,而且,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对生活的理解,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英雄形象塑造。这就涉及张承志与张炜作品中的“我”或“主体抒情形象”与“民间英雄”之间的深刻关联问题,从诗学意义上说,这涉及作品中的“替代的主体”或“诗人自己”。张承志和张炜对英雄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历史主义的真正透视,对民族命运的直接关怀,使他们的史诗性创作显示出“绝代的光华”。     

张元干、张孝祥词之比较

张元干与张孝祥都以爱国词著称于世,张元干词表现了对中原人民的系念与屡遭打击而不沮丧的旷达胸怀。张孝祥有着统一中国的强烈愿望与守职尽责的强烈责任感。在词的风格上,他们都以豪放词驰誉词坛,然都写了较多的艺术高妙的婉约词,并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个性。在词史上,承先启后,使豪放词发扬光大。     

张太雷与北洋大学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16年1月至1920年6月在北洋大学求学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法学课程,接触到大量西方的政治文化,并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追求真理的政治信仰促成了他的人生观和理想发生了巨大转变,最终坚定地选择了红色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闻天与知识分子工作

通过对张闻天同志在抗日根据地、东北合江和建国后外交部的知识分子工作回顾,阐述了张闻天同志一贯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希望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有所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