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及其原理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指的是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区域及所有国家进行的研究,其中当然应该包含“东方学”,应将其列为“区域国别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从而形成“区域国别东方学”,如此可以赋予这个新建的一级学科以东方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历史文化内涵。“区域国别东方学”的学科建构原理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明：第一,需要从学术史上说明传统国学如何走向作为区域研究的东方学;第二,需要从学理上阐明“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两个学科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需要从学术功能上论述中国的东方学如何进行东方区域认同与国别辨异。     

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审视中国东方学的三重视野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下,可以从跨语境诗学的三重视野审视中国东方学的梳理与建构问题:其一是内文化视野(Intracultural perspective),强调从东方文化内部探讨以东方理论话语研究东方文学,如日本俳句、印度文艺作品的理论与实践;其二是交叉文化视野(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重视东西方之间文艺思想互为参照的学术意识,旨在克服文化偏至的障碍,破除西方"东方学"理论概念存在的"规训"与"学科"的纠结;其三是跨文化视野(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寻求一种新型的、包容差异的宏阔视界,以东方文学史论为例,探讨东方学的"轨迹"和未来发展定位。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建构中国立场与特色的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东方学",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中国"东方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但至今还没有以"东方学"这一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将各个分支学科统括起来,而且习惯上有"以中代东"的思维倾向。在东方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东方学"、"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重要概念应该加以清理和辨析。近年来,由于萨义德的"Orientalism"按字面被直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混乱。"Orientalism"应该译为"东方观"或"东方观念";"东方学"不等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前者属于学术研究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东方学"研究可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一是翻译学的方法;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赛义德对东方学的另一种解构

解构东方学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赛义德不仅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东方化”,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东方人对“自身的东方化”,本文认为,赛义德视域中的“东方对自身的东方化”主要体现在东方人自身观念中的“西化”意识以及为了对付东方学所炮制出的”西方学”中。本文结合德里克提出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对赛义德的“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这一命题进行了较详尽地阐述。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

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英国东方学的学院化历程考论——从皇家亚洲学会到亚非学院

从威廉·琼斯在加尔各答创建亚洲学会，到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在伦敦创建皇家亚洲学会，英国东方学开始了本土化。从东方学者的呼吁到皇家亚洲学会雷伊会长的扎实推进，先后经过两位殖民官员克罗默和寇松为首的委员会的努力，亚非学院终于成功创建，它是英国东方学学科化的标志。此时的亚非学院在传播东方知识的同时，也为英国的东方殖民培养各类人才。随着殖民主义退出历史，亚非学院才回到了东方学学术本位上，英国东方学走向了真正的学院化阶段。如今，亚非学院是著名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它和“父辈”的皇家亚洲学会共同发挥着各自的优势，促进英国东学的发展。     

从"理论东方学"看中村元《东方人的思维方法》

日本佛学家、东方学家中村元的名著《东方人的思维方法》,不仅展示了独特的立场与方法,而且涉及"东方"与"西方"的概念何以成立、各民族的特性与作为区域普遍性的"东方"是什么关系、何以见出"东方思想"的联系性和共通性、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法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具有"理论东方学"的意义.中村元认为,"东方"不是单一性的文化,但东方思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以"民族"为基本单元,在对印、中、日等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及其特征的概括中,强调各自的民族特性,重在各民族的"辨异"而不是东方的"认同",同时又以"佛教受容的形态"作为东方人思维方法的共同层面与研究的切入点,从而使得"东方"这一区域共通性的概念得以体现.     

论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学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新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研究对象是俄、中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规律。创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有利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遗产 ;有利于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能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论赛义德的文学批评及其意义

本文主要论述了赛义德的文学批评及其意义:首先,从知识的世俗性出发,赛氏揭示了东方学的建构性及其东方主义的本质;其次,在此基础上,赛氏叙述了东方学中隐藏的权力机制;然后,论述了赛氏的文学批评本身构成了一种文化抵抗的形式;最后,笔者简述了赛氏理论在当今全球化的话语背景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重构的指导作用。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东方学”的古代资源

中国历代拥有丰富的记录周边国家、地区的文献史料，官修《二十五史》的列传中保存了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大量记载。此外还有历代边吏、使臣、僧人、商人、航海家或学者，记述他们出使或游历周边地区时的见闻感受而写成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各自的目的、视角不同，但都对后人了解考察东方各国社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对历代与东方相关典籍之整理和利用，最早体现在历代统治者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而敕命撰修的政事史学型类书。20世纪的东方学学者从校释整理古代丰富的东方文献而开始“东方学”研究，张星烺的《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和向达发起整理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依托于这些古代资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研究领域：中西交通史、宗教传播学、西域学、敦煌学、西夏学、南洋研究、西域南海史地学和丝路学等。     

“东方主义”的亚洲想象

20世纪80年代,《东方学》的问世开辟了一个殖民话语和霸权研究领域的东方学视角。萨义德集中阐述了19世纪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认识想像,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也存在着一种东方主义观念。亚洲不仅在地理范围内属于东方,也是传统的东方学的研究对象。通过对亚洲的历史文化、民族、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表述,西方以东方主义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话语权力构筑了亚洲的形象。     

东方学与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萨义德的《东方学》对文化霸权进行了批判.历史上的中国形象一直以来受到西方权力话语的支配,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隐伏的东方学依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着负面影响.中国应该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诉诸于民族主义、大中华主义等.中国应直面自己的现实问题,构建一套合适的话语体系,在文化多元并存的基础上,塑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身份,达致“和而不同”.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简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形象

“东方学”明确地指出在西方本位主义视野中的“东方”是西方社会为了自身的文化需要而建构出来的“他者”。在当代世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在西方成熟的媒体运作模式和文化工业的覆盖下,许多人担忧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也很可能成为东方人自我的想象,即所谓“东方的他者化”的趋势,并担心这种趋势会对中国的文化和国人的民族认同感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担忧有着确实的现实背景依据,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东方主义指出“东方”一词是建构而来的时,本身也就否认了“东方”的确定性。“东方”同“西方”一样都是想象中的概念,两者都用彼此来确定自身的聚合。“东方”、“西方”的文化永远都在互动、交流、融合中传播。文化永远是不确定的动态演变,正如“他者”是永远确定的永恒存在,两者并行不悖。     

上海作为方法——探索一种反思性上海学的可能性

“上海学”经历了因“上海学”(Shanghaiology)的倡导而频发争议到以“上海研究”( Shanghai Studies)为名的多学科共进的过程.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上海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研究正在经历着一种自反性过程.从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反思到竹内好、沟口雄三、陈光兴等人对“作为方法”研究路径的探讨,一种反思性的区域研究范式正在形成.为此,我们提出对“上海作为方法”为特点的反思性上海学可能性的探讨.     

想象的疆域: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判

赛义德的《东方学》开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浪潮,不仅改变了人们思考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西方文化自我审视的态度,也改变了东方自我书写的方式。但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只关注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即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后者在西方文化中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它所表现的西方世界观念中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正义与超越、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的精神,是西方文化创造性的生机所在,也是我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真正值得反思借鉴的内容。     

东方戏剧美学研究的开拓之作──读《东方戏剧美学》

辽阔的东方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各自不同又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东方戏剧由于受不同文化体系的影响，缺乏趋同倾向，而处于一种流散的多元状态。因此要在种类繁多、色彩缤纷、语言各异的东方戏剧园地中，深入到戏剧发展史、戏剧文本、戏剧批评及戏剧表演的各个层面，摘取到戏剧艺术的美学之花，无疑是一项拓土维艰的工作。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孟昭毅教授的《东方戏剧美学》正是东方戏剧美学这一未开垦的处女地的开拓之作。1．确立探寻东方戏剧美的坐标系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丛书总序里坦言要坚持“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弘扬东方文化，…     

论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特点

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包括下述观点东方人民已经从数百年的沉睡中醒来,献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世界的光明来自东方;必须充分认识东方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它们面临任务的多样性;东方一些国家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重视解决农民问题,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东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建立革命军队和研究军事;应该反对在东方革命问题上的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的行为。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特点,表现为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实践的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