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长三角地区人口结构驱动绿色创新的 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依据人口经济理论,从人口的自然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3个维度选取8个前因条件变量,运用fsQCA和NCA方法,探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的人口组态与路径。结果显示：单一人口结构指标均不构成城市高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存在5条路径,即全面提升驱动型、科教驱动型,城镇化-科技驱动型、城市集聚-科教驱动型和科教-老龄化驱动型;科技研发人口是所有组态的核心条件,对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具有普适性作用;七普时,人口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效应更大,且老龄化作用显化,组态和路径更丰富。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基于NCA与QCA的复合研究

基于湖南省342个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6个前因条件,结合必要条件检验与定性比较分析两种方法,探究制度条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单个制度条件不构成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必要条件,但描述性社会规范对提升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具有重要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条件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高行为效果的差异化条件组态,具体可分为激励诱导型、约束倒逼型和引导示范型3类,其中激励诱导型的解释性和普适性最高,且不同规模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效果的提升路径存在差异性。由此从打好不同类型正式制度组合拳、强化粪污资源化利用外在合力、因“类”而异地实施差异化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转型经济下民营企业家个体特质、情境对公司创业的驱动机制 ——基于QCA的探索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市场环境下,企业如何将公司创业的意愿成功付诸于创业行动,是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文章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问卷表数据,以102家私营企业作为案例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将企业家个体特质与情境两个层面整合,同时从这两个层面进一步细分,去探讨组态效应对公司创业的多重并发影响机制。经过数据分析可以获知,企业家的社群式身份是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且导致高公司创业活跃度有四条组态(路径);导致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有一条组态(路径),两者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     

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基于MOA理论构建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模型，选取湖南省368份村民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动机、机会、能力要素间的协同联动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利益感知、外部压力、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主观能力、客观能力等对村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任一因素并不构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必要条件，而是动机、机会、能力要素多种并发形成激发村民参与行为的四种组态，即动机-能力型、动机-机会型、机会-能力型、动机-机会-能力型。     

TOE框架下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运用动态QCA方法,选取我国2016—2021年110家能源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具有多重协同和殊途同归的特点,技术、组织、环境层面要素均无法单独成为高水平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需要发挥各要素间协同作用;在充分性分析中发现存在三条驱动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将其可提炼为“技术—组织驱动”型及“多因素驱动”型;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高管绿色认知是高水平绿色创新的核心条件,数字化水平、组织冗余与环境规制间存在潜在替补关系。能源企业应结合具体情况选择适合本企业的绿色创新发展道路。     

外部冲击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组态分析

城市经济韧性的重塑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基于组态视角，选取2020-2021年我国36个省会和计划单列城市的数据，运用QCA方法分别探讨了抵御期和恢复期高(低)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组态，并明晰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抵御期和恢复期中均未发现有单个前因构成高(低)城市经济韧性的必要条件。(2)抵御期和恢复期高城市经济韧性的组态构型分别为6类及3类，各组态经济韧性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其中政府干预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被结构性因素间的综合作用显著弱化，各城市需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身的经济韧性跃升路径。(3)高(低)外贸依存和高(低)数字经济发展对恢复期高(低)城市经济韧性的产生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数字贸易可能成为新时代经济增长和韧性提升的关键引擎。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路径——基于TOE框架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以上海142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从TOE理论框架的视角出发,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解构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质量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政策环境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驱动路径有4条,即专利—政策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市场驱动型路径、专利—人力—政策主导下的规模驱动型路径和规模—市场主导下的政策驱动型路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在驱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     

制度环境与个体认知如何影响创业坚持？——一项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本研究区别于以往单一维度要素对创业坚持的影响研究，提出一个跨层次多要素联动模型，并以300份创业者数据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个体认知与制度环境2个维度6个条件对高创业坚持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高创业坚持的驱动机制分为5条等效路径，细分为个体认知主导型、制度环境主导型、个体—环境交叉作用型3种类型，其中个体—环境交叉作用型对创业坚持具有更大推动作用；成就需要是产生高创业坚持的必要条件，与其他因素联动作用影响创业坚持行为的发生。研究结论为创业者的有效创业投入和坚持行为提供启示，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优化制度环境建设，助力新创企业成长。     

什么样的地区更易于腐败 ——基于PEST框架的腐败与反腐败路径的组态分析(fs/QCA)

腐败发生机制分析和反腐败的路径探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文献缺乏对腐败和反腐败的多重并发条件的有力解释.在PEST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实际,使用fs/QCA对31省份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组态问题,需要多重并发条件影响作用;三种类型构成了地区高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即"政府—市场平衡型""官员掠夺型"和"市场—社会平衡型";三种类型构成地区低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为"政府—社会协同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官员强化型";腐败治理需要"官场+市场+社会"多主体共同承担,并且不同地区的腐败治理路径具有明显差异性.     

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

首先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利用苏州市557份有效样本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学历和职业这两个方面对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具有显著影响,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与农民的经济、居住、保障、环境和心理状况关系显著,关系强度依次是心理、经济、居住、保障和环境状况。因此,政府对农民心理状况的关注将比单纯提高补偿标准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嵌入性理论的个案研究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依据其对村庄社会的嵌入性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分为内内生型与外生型两个基本类型。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成于农村社会,与小农户有天然的社会文化关联,对小农户的带动行为源于二重动力,即一方面是谋取利润和促进发展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是注重关系维护和文化价值的社会动力,两方面动力的整合使其带动行为兼具经济理性与社会属性。经营态势、政策支持及村庄的文化与利益关系影响两方面动力的强度、结构和稳定性。需对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精准的动力激发与政策支持,涵养其为农惠农理念,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功能。     

农户参与“农超对接”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苏省菜农的调研

通过对江苏省354户蔬菜种植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的数据,运用经济计量模型方法对菜农参与"农超对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有效分析。得出以下几个研究结论:户主文化程度、政策认知度、风险态度、经营规模、专用设施投入、生产集中度、市场销售情况、距市场远近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变量对参与意愿影响显著,其中除户主风险态度和市场销售情况作用力方向为负,其余均为正向影响作用,但各变量影响力大小存在差异。     

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导致失地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失地农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面临许多问题,其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不容忽视。以四川省荣县220位失地农民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征地意愿、就业现状、是否得到就业扶持、是否有医疗保险等6个因素对失地农民生活是否满意影响为正,而征地补偿标准、住房面积、交通条件等5个因素的影响为负。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完善就业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住条件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农户创业机会识别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518份农户创业调查

采用对全国农户创业的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多元调节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农户创业机会识别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人口统计特征是影响农户创业者机会识别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程度弱于创业者特质,新特质论在农户创业的机会识别行为中得到验证;创业环境正在成为影响创业机会识别行为的重要因素,其对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先前经验的调节效应强于对创业者心理特质的调节效应。     

茶农使用农药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本文探讨影响茶农使用农药行为的主要因素,实证分析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建设生态茶园,优化茶叶生长环境;(2)加强茶农使用农药知识技术培训;(3)创新茶产业组织模式;(4)大力推行茶叶标准化生产;(5)建立茶叶绿色生产补贴制度;(6)加强市场监管,完善茶叶市场体系。     

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简

粮食生产会受到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自然因素、农民种粮意愿和农村劳动力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其中农民的种粮意愿和农村劳动力主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下,我国粮食生产仍出现“十连增”,主要是因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三农”的优惠政策,提升了农民的种粮意愿和生产效率。最后,本文指出了粮食生产安全出现的新问题,并为维持粮食生产的持续增产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若干问题的思考

本文深入分析了当前农民收入的现状:增幅连年下降,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持续减缓,收入增长更加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探讨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农业结构不合理,经营性收入增长下降,生产经营分散,农产品科技含量较低,城市化滞后,农业发展环境恶劣,农产品产销脱节.据此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狠抓结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跳出"农"字,从非农领域寻找增收突破口;营造宽松环境,为增收提供各种便利;更新观念,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搞活农产品流通,促进产销衔接.     

农户选择低碳农业标准化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四川省农户的调查

低碳农业标准化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业固碳减排的有效途径。以四川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农户典型调查数据为依据, 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标准化生产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收入水平、参加低碳农业标准化培训、售卖时价格有保证和政府支持等因素对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标准化生产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加强低碳农业标准化培训工作, 完善农产品价格信息系统和形成机制及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等实施低碳农业标准化的对策。     

影响林农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因素分析——基于农户的视角

通过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逻辑回归,分析林农家庭基本情况、经营基本特征对农户参与合作组织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务农劳动力数量、对合作组织的"了解"程度与农民参与合作的意愿呈负相关;非农就业技能、家庭主要成员的社会地位、经营规模、市场风险对农民参与合作的意愿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因此,政府促进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应当根据农户特征、地区经济、经营对象、生产环节等情况选择发展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