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信贷与保险互联影响农户风险配给实证研究———基于江苏、湖北两省的调研数据

改善农户信贷配给、提高农户信贷获得性是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首先阐述农业信贷与保险互联这种金融创新的国内外经验,其次构建了抵押品替代与个体声誉信号传递博弈分析框架,采用江苏、湖北两省的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信贷+人身意外险+政策性再保险+财政保费补贴冶的信贷与保险互联模式,结果表明:其能够有效改善农户风险配给,提高农户获得信贷的概率.     

农业“保险+信贷”政策对农业信贷发展的影响

在政策梳理基础上,基于典型案例和 2012—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农业“保险 +信贷”政策影响农业信贷发展的成效进行典型省份“点”的剖析和全国“面”的门槛检验。研究发现：在典型案例分析层面,农业“保险 +信贷”形成了以“政策性农业保险 +农林牧渔贷款 +财政补贴”为样板的实践模式,该模式以农户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前提,以政府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农业贷款贴息为保障;在全国面板数据检验中,农业“保险 +信贷”政策对农业信贷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受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双重门槛效应影响,即农业“保险 +信贷”政策对农业信贷的影响存在适度最优水平;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农业保险平滑农户收入波动效应是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双重门槛效应存在的重要原因。建议一方面着力提高农业保险密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提升农业保险合同完备性,进行农业保险服务创新和国际经验借鉴,以期实现农业“保险 +信贷”支持农业信贷发展的最优成效。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屏南县农户小额信贷扶贫模式与实践

通过对屏南县的调研,介绍了以小额信贷促进会为核心的屏南县农户小额信贷的运行模式和主要实践经验,分析了屏南县农户小额信贷促进会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促进屏南县农户小额信贷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推动以促进会为龙头的小额信贷运作模式推广与应用,强化促进会人才队伍建设与运行机制创新,完善促进会以公益性为原则的制度设计,推动促进会更多小额信贷反担保产品开发,加大有助于小额信贷机构与业务发展的制度建设以及拓宽促进会农户小额信贷担保资金来源渠道等。     

中国农户小额金融信贷探析

对小额金融信贷的定义、背景及发展原因进行概述,并通过对中国农户小额金融信贷发放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全面分析了小额金融信贷在中国初步实施的绩效及问题所在,就完善中国农户小额金融信贷机制和提高农户信贷可获得性的对策进行探析。     

贫困地区农户金融素质与信贷约束——基于甘肃省辖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地调查

缓解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问题是今后几年我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环节。要提高针对贫困地区农户信贷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质量,切实解决金融机构不能有效满足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市场失灵问题,必须首先厘清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现状、成因及其形成机理,否则金融扶贫相关政策的制定、涉农金融产品的创新,都将失去客观依据而偏离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要求。从金融素质视角出发,参照刘西川提出的信贷约束及其背后信贷配给机制的统一分析框架,考察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约束问题的成因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现:样本地区农户同时面临供给信贷约束和需求信贷约束,二者背后的信贷配给方式及其形成机理各不相同。其中,金融素质低下是诱发需求信贷约束的根本原因;鉴于样本地区农户中承受需求信贷约束农户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供给信贷约束,而自我配给是其被配给出信贷市场最主要的方式,实施差别化金融教育,有针对性对其金融素质进行干预自然是无法回避的治理之策。     

农业保险与信贷联动的扶贫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以农业信贷为核心的农户收入理论函数模型,从理论上验证了农业信贷对农民收入区间的扩大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农业保险与信贷联动的扶贫作用,得出了以下结论:(1)农户通过农业信贷融入资金后,提高了其收入上限,但灾害发生时,其收入下限也随之降低,单一农业信贷政策并不能防止农户“因灾致(返)贫”;(2)基于2012—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农业信贷与农业保险联动的扶贫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017 0。因此,要大力推行“保险+信贷”模式,加强银保合作,增加农险与信贷创新型产品的供给,使其在我国脱贫攻坚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约束与农信社小额信贷——基于对江苏睢宁县的农户调查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睢宁县33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广义三阶段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农户信贷需求缺口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地区1/3以上的农户受到了信贷约束,其中信用等级评定的农户还款能力、信用社对担保人的要求等因素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实施显著减少了农户(除最低收入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因此,欠发达地区实行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有着积极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     

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对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影响

利用对陕西省1091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将农户的生产性正规信贷分解为是否获得生产性信贷、是否获得生产性正规信贷和获得的生产性正规信贷金额三个阶段,运用Triple-Hurdle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户从正规渠道获得生产性贷款的影响,进而重点考察了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的总体社会网络提高了生产性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交易型社会网络增加了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降低正规信贷交易成本能够增加农户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农户在申请正规信贷过程中由于专用性较高、交易频次较低、不确定性较高所导致的高额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因此,增强农户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进而缓解农村地区生产性正规信贷约束,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模式研究——基于成本—收益的数理分析

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了现有信贷模式下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一步分析了小额信贷"格莱珉模式"的特点,给出了构建中国农村小额信贷模式的思路:一是建立农户信息系统、进行农户信贷信用评级,二是农户自愿组建小组、实行农户分组信贷,三是调整贷款结构、增加农户贷款收益。     

多目标决策的农户小额信贷绩效评价模型研究

近年来,农村信用社投放了大量的农户小额信贷,农户小额信贷对“三农”的影响到底如何？如何评价其综合绩效？文章通过分析并设置了农户小额信贷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农户小额信贷综合绩效评价模型,并用此模型对湖北省XC县农村信用社投放的农户小额信贷进行了实例检验。     

政治参与、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

利用743份江西省农户样本数据,基于Probit模型,探索农户的政治参与、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机理和作用程度。研究发现:约55%的样本农户受到信贷约束,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对农户的信贷约束都具有显著影响。计算了样本均值处的边际效应从而测算了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对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程度。最后从拓展农户政治参与和金融参与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有效缓解农户信贷约束。     

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运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甄别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较为关键的因素,农户信贷约束尤其是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主要减少了低收入农户的生产性收入。基于研究结论,为了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高农户收入,提出完善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加强非正规金融机构监管、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等政策建议。     

农户小额信贷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农户小额信贷是一项成功的扶贫模式,在我国的实践效果显著。本文对农户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进 行分析研究,并有的放矢地提出一系列对策,以便有效地促进农户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使之成为农民增收和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     

规范农民信贷行为优化农村融资环境——对河北省农户信贷行为的调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市场意识的增强,农户信贷行为发生越来越普遍。农村信贷发展的水平及状况,不仅体现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而且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有效运行和良性循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为此,河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42个国家调查县的1050个农户进行了农户信贷行为专项调查。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信贷约束——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往往因为信贷资金的缺乏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能够极大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江西省872个农户为样本,用直接衡量方法不仅考察农户的显性正规信贷需求,也考察农户的隐性正规信贷需求,进而甄别农户正规信贷约束的类型和程度。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较高,农户贷款金额以中短期小额信贷为主,资金需求以消费性用途为主,生产性用途比例较小;农户供给型信贷约束程度较轻,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严重。因此,相比信贷供给,农户信贷需求的发掘是解决农村信贷市场不均衡的关键。     

信用制度能提高农户信贷获得吗？ ——来自农村金融调研数据的证据

以中国农村金融调查81村1 951户专项入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信用制度对我国农户信贷行为的影响。Logit和Tobit模型实证表明：（1）信用村和信用户的信用制度显著提高农户信贷,其中信用户使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概率显著提高1.4。（2）信用制度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户由民间信贷向正规信贷转变。此外,农户信用记录、家庭收入和家庭社会网络等均对农户信贷获得有不同程度影响。未来,尽快普遍建立农村金融信用制度对提高农户信贷获得、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尤努斯模式看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效率问题

农村小额信贷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但农村小额信贷管理的不规范,经营的不规范,严重影响农村小额信贷的效率.特别是对照尤努斯模式,我国的农村小额信贷无论从政府监管的效率,还是从小额信贷机构支农效率,农户资金的使用效率来看,都与尤努斯模式存在一定的差距,农村小额信贷效率略显低下.因此,应该采用符合农村小额信贷监管模式,营造标准规范的企业运行机制,建立有效的农户信用评级制度,以提高农村小额信贷的效率.     

基于VAR模型的新疆农村信贷与农户收入关系实证研究

该文采用1986-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对新疆农村信贷与农户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农村信贷与农户收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上期的农村信贷对本期的农户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滞后两期的农村信贷对当期农户收入也有促进效果,但力度不及农户收入本身,滞后一期的农户收入对当期的农村信贷规模的增加也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