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激进主义思潮

寻根文学虽然表现形态十分复杂,但它却是与时代一起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激进主义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主流。这种时代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寻根文学,无论是它的发生还是文化选择,都与这个时代的精神息息相关。寻根文学与其他知识生产一样,都是80年代的精神产物。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才能够比较容易厘清寻根文学在文化背后隐藏着的真实面目。     

"80年代文学"论略:一个文学史的考察

"80年代文学"业已成为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但一些基本问题仍需澄清.一、"80年代文学"概念是从"新时期文学"的总称里独立而来的,它出现的契机是1992年学界所提出的"新时期的终结";二、80年代文学虽然呈现出明显的进步轨迹,但比较60和70年代的地下与潜流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高度,仍然有巨大的局限;三、80年代文学以1985年为界,之前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渐变期,其节奏严重依赖于政治变革的步伐,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常使之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中陷于逆境与顺境的交替之中;四、80年代文学真正的突破是在1985年之后的突变期,现代主义运动的全面爆发使得此前文学与政治的胶着与博弈完全失效,文学进入了内部变革的黄金时期;五、80年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启蒙主义思想深度与文学的文化属性的获得,还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变革,这些都既成就了这个年代文学的深度,也为90年代文学的成熟打下了基础.     

试论想象在文学欣赏中的作用

文学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对艺术形象的感受、理解、联想和想象,以及在感情上交流的一种精神活动。并不是所有能阅读文学作品的人都能欣赏文学作品,真正能够进入欣赏境界的人是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人,而想象与联想就是诸种审美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欣赏者想象力、联想力的高低,决定了文学欣赏层次的高低。     

王鲁彦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探析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文化语境中，王鲁彦与左翼文学思潮构成了复杂的纠缠关系。一方面，他从切实的生活体验出发，在时代的感召下不断向左翼文学靠拢，创作了《乡下》和《野火》等极富左翼色彩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农民彰显出决绝反抗的姿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先锋，文化楷模”，鲁彦始终保持着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导致其创作实践与左翼文学的主流趋向发生了一些错位，比如人道主义思想的渗入和抒情气息的弥漫。但毋庸置疑，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鲁彦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左翼文学的影响。     

从众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向

革命文学的兴起是上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面对"革命文学"的浩大声势,"五四"启蒙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与转向.一批曾坚持文化启蒙、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家转而选择了谋求大众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文学.30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历史变革紧密相关,但创作主体内在心理机制对这种转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众心理是30年代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

文学经典和文学经典化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关系到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教育等一系列的重要问题的解决。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它不是被某个时代的人们确定为经典就一劳永逸地永久地成为经典,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地建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就这六个要素看,前两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蕴涵“自律”问题;第（3）、（4）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蕴涵“他律”问题;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它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决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部完全没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它所描绘的世界、所表现的感情,就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无论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如何“操控”,最终也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反之,能够建构为文学经典的作品,总是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和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心理共鸣,能够满足读者的期待。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文化权利的变动,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的影响是很大的。但第一不能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决定作用”,第二不能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操控”,都是负面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发展

前苏联解体前后 ,在其国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被否定 ,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文化的主流精神填补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真空 ,影响着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俄罗斯内外政策的选择。本文试通过分析这一时期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 ,来揭示当时俄罗斯推行全盘西化的政治文化环境     

文学的主体、精髓与精神之变——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三次大转折

我国的现当代文学,曾经经历过五四新文学、毛泽东时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三次大转折。这三次大转折的内容具体体现在：从写国民,到写神魔,再到写群体;从文学的思想时代,到文学的政治盲从时代,再到文学的情感发泄时代;从文学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到文学社会责任的放大和变异,再到文学社会责任的逐步丧失。从这三次大转折之中,我们可认识到：文学并不惧怕政治,但不能止于政治;文学不但要有独特的思想,同时还要有对社会的关怀。     

市场化年代文学的历史表现

市场化年代文学对历史的表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表现不同,历史不再是作品的叙事依据和精神内蕴,历史由国家政治走向个人,出现了文学中强调个体存在与价值的个人化历史表现;个体的张扬又导致欲望和利益的普遍性和合理化,于是有了对个体欲望任情宣泄的欲望化历史的文学表现;对欲望与利益的极端享受必将导致人性美好品质的失落,所以对久远历史和民族人性的深刻思索,构成了市场现实的人性化历史反思;但文学始终与国家政治一体化的使命,使政治化历史的表现成为市场文学必不可少的内容.     

亚政治文化性：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普遍特征

国民政府缺乏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体政治文化缺乏整合力,是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性产生的历史缘由。亚政治文化性是这一时期文学群体的普遍特征,依据有三:文学群体背离权力主体文化,政治取向多样化;文学群体参与意识强化,参与类型多元化;文学群体拒绝文化整合,宗派色彩多极化。     

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世纪末"意识

２０世纪与２１世纪之交在俄罗斯出现了所谓“世纪末”文学。“世纪末”文学这一术语中的“世纪末”不仅含有时间的意义,还含有政治和宗教、文化的意义。“世纪末”意识是对苏维埃时代的末年和２０世纪末年俄罗斯民族和社会转型引起的生存危机的感受和认识。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俄罗斯文学中“世纪末”意识主要表现在:“世界末日”大灾难的思想－感情、面对“末日审判”进行反思的思想－感情和摆脱危机获得复活与再生的思想－感情。     

文化中心的迁移与30年代文学的都市生存空间

与受校园文化影响的 2 0年代文学和走向乡村的 4 0年代文学相比 ,30年代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更为密切。在 2 0年代的文化中心北京 ,新文学的主要干将多以大学校园为依凭来从事文学活动 ,校园作为作家与社会的中介 ,使本时期的文学与政治和商业都保持了一定的间距。而文学中心移向上海之后 ,更多的作家开始直接面对市场和社会 ,文学与政治和商业的关系日趋密切 ,租界、商业运作机制以及开放口岸的文化环境对促成这种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 ,这场迁移既使北平远离了中心的热闹 ,也为当地的校园文人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宽裕的生存和文化空间 ,这是他们构筑静穆悠远的审美世界的前提     

论当代中国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的艰难转换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文本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艰难性及其深层原因,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当下对权利崇拜与金钱崇拜的后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接受主体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读者对文学的人文精神的接受与追求作品真、善、美的艺术境界变成了对于文学刺激性与消遣性的阅读;读者主体性在退化,读者与一些追求世俗化的作者共同联手解构当代文学的理想精神,从而使得表面繁华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在退化衰弱。大量的文学文本存在也仅仅是一种缺乏读者的潜在“文学作品”。文学文本要实现其文学作品的转换,当下读者必须经得起时代的物质考验,要培养自己阅读经典的兴趣及从整体上提高读者的文学意识。     

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学欣赏的影响

网络媒介改变了文学欣赏主体的范围,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文化审美接受面。网络载体使得文学作品在虚拟化的赛伯空间中存储,并呈现出多媒体艺术的特征。相对传统文学欣赏的严肃性,网络文学欣赏表现出纯粹化、娱乐化、心灵化的特征,读者的主动性得到凸显。作为网络文学特殊存在形态的超文本文学,在欣赏方面尤其具有特殊性。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华裔文学

20世纪70年代后,华裔文学通过追寻和建构自己族群的文化属性,终于在美国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斯皮瓦克对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以及赛义德对文化霸权等理论的阐述,梳理华裔文学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华工修铁路这段被湮没的历史记忆,可以发掘其中蕴涵的深远意义。     

“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上世纪20—40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

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一关注具体表现在:"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与论战;"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些主张与论争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论争基本是从政治与现实需要出发,更习惯于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而在一个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则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参与意识。     

论悲剧性审美范式对于五四文学的意义

20世纪初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选择了“悲剧性”主要是“社会悲剧”作为五四文学的主导审美范式，实现了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双童批判，并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性蕴涵，而且作为新的批评范式，重估了中国嘲文学，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但对“悲剧性”的褊狭化理解遮蔽了它的人本体探索功能，使五四文学人性反思的深广度显出有限性。     

美国华裔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华裔文学逐步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关注和美国主流文学界的承认,成为具有新兴文化动力的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生产与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以及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探寻美国华裔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学欣赏的影响

网络媒介改变了文学欣赏主体的范围，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文化审美接受面。网络载体使得文学作品在虚拟化的赛伯空间中存储，并呈现出多媒体艺术的特征。相对传统文学欣赏的严肃性，网络文学欣赏表现出纯粹化、娱乐化、心灵化的特征，读者的主动性得到凸显。作为网络文学特殊存在形态的超文本文学，在欣赏方面尤其具有特殊性。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