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天地会·韦小宝

理解金庸小说《鹿鼎记》,小说故事的历史背景和金庸本人的历史观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以康熙帝为切入点,可以看到金庸对满汉文化融合的态度;而从天地会入手,则可据此分析金庸的历史观;上述两个角度在韦小宝那里形成了一个结点,从而使得《鹿鼎记》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     

江湖世界的陷落与世俗社会的崛起——论《鹿鼎记》的荒诞意味

金庸的小说内隐着一个江湖世界的陷落和世俗社会崛起的内在理路。而世俗社会的崛起则使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彰显出了明显的荒诞意味。从金庸小说的整体谱系来解读《鹿鼎记》的荒诞意味,有助于理解金庸武侠世界的内在困境以及破解金庸小说以武侠始而以反侠终的谜题。     

《鹿鼎记》:成年人童话的消解──兼论金庸的现实主义倾向

金庸是港台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也是五四新文化熏陶出来现代作家．他的15部武侠小说，在扣人心弦的故事后面，隐藏着作家对封建时代现实社会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这一点，在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尤其突出．该文认为，《鹿鼎记》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正是这一特点，使读者不再沉迷于虚幻的武侠世界中不能自拔，从而消解了武侠小说所特有的成年人童话的特色．这是金庸武侠小说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重要之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现实批判精神正是金庸武侠小说雅俗共赏，受到各界人士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才子不是那么好爱的

倪匡十分崇拜金庸,对金庸在武侠小说上的成就有近平肉麻的高度评价：“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他列了一个金庸小说人物榜,《鹿鼎记》中的双儿是他心目中不多的上上人物,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     

文化的反思与构形——《红楼梦》、《鹿鼎记》深层文化范式比较

曹雪芹与金庸虽然隔着两百年的时空,但是在创作个性的主体选择与响应民族文化的呼唤上,却若合符节。从反映的文化层次上,《红楼梦》与《鹿鼎记》居于中国文化系统的两极,正好构成了循环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作家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与批判,《红楼梦》有对文化凤凰涅槃的绝望的期待,《鹿鼎记》则沉潜到历史中寻找文化持续更新的动力。虽然曹雪芹与金庸对于文化的层级、文化的角度表现有别,但他们的基本写作立场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传统。基于独特的创作个性与独立的思想判断,他们对中国文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新的构形,并创作出了能作为民族文化镜子的伟大作品。     

论金庸小说《鹿鼎记》的经典性

以文学经典理论观照金庸长篇小说《鹿鼎记》,从本质主义文学经典理论考察小说文本的思想、艺术价值;从建构文学经典理论考察小说文本的生产与接受,及背后潜藏的巨大消费价值。通过对《鹿鼎记》的文本分析和深度思考,认为在思想内涵、艺术特性以及消费价值上都有其成为经典的潜在可能性。     

接受美学视角下《鹿鼎记》中文化负载词翻译

把接受美学引入翻译领域,用接受理论来解读评判翻译文本是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以闵福德的《鹿鼎记》英译本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为研究对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译文中闵福德教授对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中武功招式、侠义精神和粗俗语三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为武侠小说翻译特别是其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了借鉴和一定的参考。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鹿鼎记》英译本中韦小宝语言的翻译

翻译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翻译目的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本文从功能翻译理论探讨了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闵福德英译本中韦小宝语言的翻译。     

《鹿鼎记》的历史意趣

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鹿鼎记>,既充满游戏笔墨,又富含历史意趣.金庸对两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了隐含在游戏笔墨深处的历史意趣,一部优秀武侠小说不仅有娱众之功,亦可以有深刻的历史蕴涵,从而达到可观的思想高度--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拥有历史感和历史见识.小说与历史这两种叙事文体,纠结着复杂而难分的关系,为小说审美提供了一个崇高标的.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金庸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以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成法”,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进行了侠的思想实验.金庸小说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变法”,以《鹿鼎记》为核心,金庸小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变法”系统,并最终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结论,由此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这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地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被称为文化武侠小说。其中佛教元素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作者从佛家的悲天悯人精神出发解读人性,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诠释侠武的艺术创作手法。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

前人对陆机诗歌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议,以及对陆机诗歌的抬高和贬低,都与他诗歌中的士族意识密切相关。士族意识的形成是魏晋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有一定的气。     

跨越时空的交汇：鲁迅“嵇阮情结”的形成及创作体现

十年沉默期的鲁迅从辑录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魏晋时代,读懂了嵇康、阮籍放达不羁背后隐藏着的深深哀伤,体悟到竹林玄学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平衡美。这种萌生于中年时期的“嵇阮情结”潜在地与其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托尼学说”相契合,并相互验证地统一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中,成为他投身即将开始的“五四”创作浪潮的精神资源,生成了一系列心怀大爱的“狂人”形象。     

论陆机赋的东吴情结

陆机以东吴贵族及才子的身份而入仕西晋王朝的经历 ,形成了他矛盾的性格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悲剧人生 ,也是陆机赋东吴情结的成因所在。陆机赋中对父祖光荣的追慕与自豪 ,对故土亲人的眷恋 ,对朝代兴衰、人生短暂的深切思考以及对吴楚名物、文化的赞美与张扬 ,都表现了浓浓的故国情愫 ,东吴情结何其强烈 !陆机赋第一次把故国情感引进赋中并对庾信故国乡关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金庸小说中的娱乐元素

娱乐性是金庸在谈及文学及武侠小说时所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而且非常具体地体现在他所创作的武侠小说中.金庸小说的娱乐性很强,这源于金庸自觉而大量地调动和运用了一些娱乐元素,主要在于以悬念和巧合展开叙事,极力挖掘并描绘人物的情爱世界,极富神奇性与想象力的武功描写,以及充满喜剧性元素,尤其是设置喜剧性人物和赋予人物性格以幽默、诙谐、狡黠、机智等特质,从而使金庸小说既扣人心弦,又引人入胜.     

"体变曹王"--试论陆机的文体创新

被钟嵘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之所以能取得西晋太康文坛的霸主地位,是与他在创作实践中对各类文体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分不开的.陆机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奠定连珠体的基本体式;二、确立骈文的基本格局;三、颂体的创新;四、挽歌的变体;五、赋体中的创新.     

博采异同遂混虚实——论干宝的小说理论与实践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学界咸以为魏晋南北朝小说一如写新闻,并非有意创作。然细阅干宝的生平资料,细阅其《晋纪》、《搜神记序》及《搜神记》却会发现:号曰良史的干宝实爱搜神志怪;在那时就发现小说“难免失实”,划清了与历史散文的界限;其《搜神记》题材采自典籍者多荒诞失实;题材采自现实者实非写实而多虚构。干宝的创作实践了他的小说理论,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