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辞规

消极修辞的研究一直是修辞学的薄弱环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教授提出了“辞规”理论，倡导消极修辞的研究应从“要求”向“方法”转向。本文概括了“辞规”理论的出发点、辞规理论的修辞观、哲学基础、修辞理论基础，提出了自己对“辞规”的特征及与“辞格”差别的看法     

《发凡》消极修辞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辞规理论概说

袁晖先生在评述吴士文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时说:“80年代以来,吴士文对中国修辞学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积极修辞方面的辞格和消极修辞方面的辞规。如果说,辞格研究是他在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潜心探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那么辞规研究则是他带领和组织一支队伍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集体攻关而形成了修辞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2000年10月当我读到这段文字时心灵曾受到强烈的震撼,因为当年我深为吴士文先生“修辞方式系列化”的设想,特别是其中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即“辞规”的设想所吸引,对“辞规”产生了浓厚的兴…     

关于建设辞规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给吴士文教授的信

尊敬的吴教授:问候您身体好!由于宗廷虎教授的帮助,我终于借到了《营口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我认真地学习了您的《建立辞规,完善修辞方式的系统》。您在“一般性修辞”(消极修辞)领域首创性地提出了辞规和辞风两个类聚性新概念,以跟“特定修辞”(积极修辞)领域的辞格和辞趣相对应构成完整的修辞方式的新系     

再谈文言文的语言分析

自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理论以来,语言分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我国也陆续出现了与此有关的一些新学说,如吕叔湘先生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说(见吕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郭绍虞先生的“语法修辞是一家”说(见郭著《汉语语法修辞新探》,朱德熙先生的“结构、语义、表达三平面”说(见朱著《语法答问》),胡裕树、张彬二位先生的“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说(见二位先生合写的《句子分析漫谈》),等等。这些新理论、新学说给     

“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再辨析——走向自觉反思、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

"汉学主义"的理论自提出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诸多评论"汉学主义"的学者中,基本上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提出"汉学主义"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应该赞扬和鼓励。第二种认为"汉学主义"虽然有意义和价值,但问题也不少,应该质疑批评以促使其进一步完善。第三种认为"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翻版,既然已有后殖民理论,就没有必要提出名目虽新却没有创意的什么"主义",而且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本身也问题不少,"汉学主义"以有问题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难以成立。通过回应以张西平和赵稀方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后两种批评意见,可以更深入理解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澄清一些对"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误解,并回答对汉学研究、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问题:"汉学主义"理论是不是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还有价值?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范式?     

试析约翰·密尔的社会和谐思想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密尔对时代提出的许多新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他试图通过厘定"群己权界"、界分公私权力、倡导互助合作、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等,创造一个积极有序的社会、形成一种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密尔的理论主张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对其身后的英国,乃至欧洲和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劳动力商品论与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与卫兴华、黄桂田先生商榷

我在《经济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上,拜读了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黄桂田二位教授的文章。二位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论与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是相抵触的”。并提出了一些根据,本人想就二位先生提出的理由,谈一点浅薄的见解,请指教!一、职工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     

《现代汉语》(增订二版下册)中的"所"字短语

本文主要对"所"字短语的语法结构进行探讨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订二版)中对此短语定义的阐述、结构的分析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为我们的教学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此笔者把它提出来进行探讨,并以此就教于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     

论系统功能语法对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和发展

系统功能语法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韩礼德根据布拉格学派Mathesius的"二功能说"、Bühler的"三功能说"和Jakobson的"六功能说"提出了三大纯理功能,并且对主位重新进行了定义,区分了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主位—述位和主题—述题,将标记性应用到主位理论。韩礼德还对布拉格学派的语境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强调语言意义和语言环境的关系,认为语境与语言形式相互依赖,研究话语的意义和功能必须同时考虑语境和语言形式。     

杨福家高等教育思想述评

杨福家先生不仅是我国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作为中国第一位颇有名气的"国际型校长",他在长期的理论工作、教育教学和高校管理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高校办学思想,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和高校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将从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及中国教育的国际化三个方面对杨福家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作一简单的阐述与肤浅的分析。     

试论文本修辞和话语修辞

文本修辞是创造者为达到传播的目的而创作的完整的、独立的修辞作品;话语修辞是交际者为达到交流目的而进行的表达。文本修辞和话语修辞是基于修辞存在的形态而划分的类别,它们是交叉存在的,有时候可以合流。文本修辞和话语修辞在生成主体、存在形式、价值取向、影响对象和批评标准方面都有不同。区分文本修辞和话语修辞对修辞生成、修辞评价和修辞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浅谈初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修辞导入

从对外汉语初级阶段即开始进行修辞教学的理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初级阶段的修辞教学,并不要求教师刻意地去补充一些修辞的理论知识,而是要求教师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材料,有意识地把修辞导入到教学内容中去。     

汉语修辞史研究综论

从修辞史与修辞学史及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如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等研究的比较以及从修辞史自身的"史学"价值角度看,研究修辞史很有必要也非常迫切.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切可以接触、辨认的汉语修辞文本--包括所有汉语文献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语料,也包括现代互联网上的各种汉语语料资源.修辞史的研究任务就是在历史中探询、揭示、描述各种修辞现象的生灭规律,寻找它们的内在有机联系和演变轨迹,建构完整的修辞史理论体系.在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借鉴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阐释论等现代理论方法.要努力挖掘汉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丰富的修辞遗产,充分利用自己的话语"解释权"来研究汉语修辞史.     

论修辞、公平与自由

当今修辞学理论界有一个论争:修辞学是应该从哲学、政治学理论中分离出来,当作是一个专门学科;还是应从其与哲学、政治学理论的相互依存角度,对其做更为宽泛的解读呢?尽管在某些语境中需要将修辞学狭义地视为一个特定的学科,但是,本文作者认为,修辞学是综合性的,应从哲学角度加以阐释。如此理解修辞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社会与政治角度理解修辞的普遍性以及作为教育目标之一的修辞能力培养。一旦我们理解了修辞的普遍性和修辞能力,就能对人类传播中的公正与自由形态给予更好的阐释。     

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继承

20世纪初诞生的中国现代修辞学,较多地受西方修辞理论的影响。要提高修辞学的品位与社会功用,就必须继承中国修辞学传统,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修辞学体系,重视中国古代修辞学学术传统,重新考虑修辞学的内容与体系、方法与方法论等问题。     

系统论与汉语修辞研究——来自系统整体性的启示

在一段话或一篇文章中,任何一处修辞都不是简单、孤立的,都是整体修辞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分析每一处修辞,都必须联系该修辞系统中的其他部分。衡量一段话或一篇文章的修辞效果．也必须从整体的修辞目标出发,而不能仅从某一部分的修辞目标出发。     

修辞学诉诸在广告英语中的应用

针对语言学修辞理论如何正确地应用于现实语言中的问题，采用举例分析的方法，阐述修辞学诉诸要素，即：人格诉诸（ethos），情感诉诸（pathos）和逻辑诉诸（logos）在广告英语这一特殊语言中的正确使用。结论指出，对这三个要素的正确使用可以增强广告语言的劝说功能。     

修辞原则浅议

本文根据现代修辞观念 ,认为“适应题旨情境”只能作为一条重要的修辞分原则 ,而不能作为一条修辞的总原则。修辞除了要遵循该原则外 ,还必须遵循其他几条原则     

修辞学批评:走出技巧论

走出技巧层面的修辞学批评,一是向修辞诗学延伸,二是向修辞哲学延伸。前者研究文本的修辞设计和诗学关联;后者从话语方式向人的存在方式提升,研究修辞如何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结论是:人创造了修辞,修辞也塑造着人。     

先秦两汉“玉”类词语隐喻化分析

玉的产生有着悠久历史。先秦两汉时期,随着社会对“玉”这一事物的关注及认识的深入,用以表示玉名称及其特点的某些词语亦在词义和语义上有了相应的发展。作为一种成词的模式,这些词语在结构上和语义上都带上了隐喻化的修辞意味,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玉文化的本质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