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红面考

关羽的形象变化是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直到元代才演化出红脸的特征。元代是关羽神格提升的关键时期，大红司命主等红色怀爱本尊是关羽红脸特征的形象来源，让关羽从传说中的地方性的冤魂恶鬼变成了全国性的佛教大护法，并具备了怀爱本尊所拥有的征服、聚财、钩摄等功能。     

义士·义神·义道——关公文化的核心价值及现实意义

关公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他是"义"的化身,无论是历史上的关羽还是民间传说中的关公,其"义"的内涵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准则方面,而是在于穷尽道德准则、行为举止和外在形象的各种不同含义,是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关羽由一位"义士"被不断推向神坛,成为"义神",以及其"义"被广泛接受成为"义道"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全面认识关羽的"义"以及关公信仰的核心价值,对于新时期指导我们进行精神文化建设,使其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雄不好色——秉烛达旦、关斩貂蝉的民间解读

在关羽故事的传承变异过程中,秉烛达旦和关斩貂蝉为不见于元明文人叙事文本,而屡见于民间叙事文本的两个故事。通过对这两个故事的分析可知,民间叙事叙写的目的是为突出关羽坐怀不乱、不好女色的形象,其背后体现了民间叙事英雄不好色的民间观念和感性精神,同时也反观了文人叙事的理性精神。     

毛泽东心目中的关羽形象研究

毛泽东心目中的关羽,既有义、智、忠、勇等高大形象,也有孤傲自大、不懂统一战线、大意等负面形象。毛泽东认为关羽的高大形象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毛泽东心目中的关羽形象,主要不是基于史实而是基于演义,是掺和了正史与野史中有关关羽的记载。他以说明问题为主要目的,并未纠缠于史料的真伪。     

关羽形象悲剧美初探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一个颇具影响的艺术形象,长期以来,围绕这个形象的思想意义,曾经有过充分的讨论,但这个形象本身的美学意义,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本文试图对关羽形象的悲剧美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以期说明关羽形象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果我们把杂剧、评话中的关羽形象和小说中的关羽形象作一比较,就会发现,虽然杂剧中的个别关于关羽的剧作曾经点染过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但总的来说,杂剧和评话中的关羽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而小说中的关羽则是一位悲剧式的英雄。罗贯中塑造关羽形象的     

论关羽形象的演化

《三国志演义》的关羽形象所蕴涵的文化和美学内涵异常丰富。这既是作者对创作素材　　取舍、整合与再造的结晶,也是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这需要从关羽形象演化史中去探究。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个有着忠义品德、武勇才能和刚傲禀性的名将奇人,同时,其思想性格中也有一些难下断语的复杂因素。《三国志平话》中的关羽故事有一半与史载大体相符,而在道德、才能等层次又有所丰富和强化。在元杂剧家的笔下,关羽成了汉民族的象征,其果敢刚毅、勇猛顽强、斩钉截铁、宁折不弯等性格特征,充分体现出令人仰慕的阳刚之美。罗贯中融合了在关羽形象中凝聚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精华,最终将关羽形象熔铸成了忠义的楷模,武勇的化身,意志和力量的代表,寄托着士人与大众的道德理想与审美理想。     

“花木兰”:作为“他者”的文化符号

在国外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中,长期以来广泛存在使用中国文化符号的现象.本文以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形象为切入点,对比分析迪斯尼动画电影《木兰》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形象,揭示作为“他者”文化的中国文化符号是如何被运用和重构的.     

儒生与关羽崇拜

关羽崇拜是民间信仰中较为突出的信仰形态之一.关羽作为一代武将而被崇奉为神明,似乎与追求金榜题名、实践儒家伦理道德的儒生并无关联.事实上,儒生与关羽崇拜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儒生推动的儒化关羽的过程,使关羽不仅为儒生所接受而且为其由区域神转向全民信仰大神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关羽神在为儒生接受之后,他又不得不违背儒生为其定位的道德标准.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尉迟恭记忆形象的建构

尉迟恭是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也是民众信仰的民间神灵,还是文人塑造的艺术典型。正史、民间、文人话语中的尉迟恭记忆形象在不断发生变化,其初始形象虽不能被完全保留,但始终以尉迟恭的"忠勇、仁义"为叙事核心。尉迟恭从历史人物转变为民间传说中的重要神灵和文人笔下的典型英雄人物,其中既有国家话语权力下的政治动因,也是民众、文人群体共同推动的结果。     

民间歌谣与昭君传说的交融与整合

王昭君的传说经过近二千年的流传,已成为故事化的民间文学题材。以此为题材的同一文学样式有多个版本,以此为题材的不同文学样式又有许多种。在昭君故里的湖北省南郡秭归县（今隶属兴山县）,却以一种别样的民间文学样式——民间歌谣,流传着“昭君文化”。民间文学中异文现象与异形现象整合的传播,有效促进了南方巴楚文化与北方华夏文化的交融,这对研究巴楚文化、民族精神、民俗风情具有借鉴作用,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构建和谐边疆、沟通南北经济、持续融合民族友好团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人文意义。     

梁祝传说在少数民族中的流传与变异

《梁山伯与祝英台》乃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流传于各省汉族之中。也流传到少数民族之中,有四方面变异:(1)既有散文体,也有韵文体,韵文体有各族不同的民间诗律;(2)人物变异为当地人、本民族的人;(3)有民族文化的细节;(4)情节有所发展。     

西子经典形象与祓禊之俗及魏晋隋唐的女性观

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但受制于当时的女性观,还往往与民俗文化有关。魏晋隋唐时期,西施演变为浣纱女,并出现西施在吴宫采莲为乐的传说,便是一个显例。"浣纱"、"采莲"皆与祓禊之俗有很深的渊源,且与女性的关系非常紧密。祓禊之俗与男欢女爱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契合了魏晋隋唐放诞的世风。虽然许多女子都曾被附会为浣纱女或采莲人,审美的需要和习俗的特点却使得"浣纱女"和"采莲人"最终成为西施的经典形象。     

浅谈科尔沁草原蒙古民歌的演变与发展

"科尔沁"既是蒙古族古老部族的概念,又是地域地理概念。科尔沁文化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草原文化多元一体中的一个重要区系,有着自己独特的风韵。科尔沁蒙古族民歌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蒙古族音乐文化的主流和代表。社会的变革促使它演变与发展,并给后人留下了传奇和永恒。     

洛阳水席与民间传说

洛阳水席是豫菜的一个分支,始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迄今保留下来的历史最久远的名宴之一。其每道菜,都是民间传说的历史。同时,水席的每道菜都是文化的,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王昭君神化的民间特色

民间传说中的昭君与史书中的昭君截然不同,也不同于文人墨客笔下的昭君.从民间视野对昭君传说进行分析,认为在民间传说中,昭君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个被神化的人物,才成为当地劳动人民的保护神.昭君的神奇能力是昭君神化的主要体现,有些神奇能力是昭君自身具有的,有些则是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感动神灵而获得的.昭君的神化体现了劳动...     

民间话语下的历史审视——评莫言的《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创作中向民间文化和民间资源的一次自觉的撤退和回归。小说通过章回体的运用,进行了一次整体的艺术突围。由此,民间的声音打破了历史的沉默,以往宏大叙事遮蔽之下的历史的另一面得以浮现出来。小说不仅展示了民间的生存状态,而且带来了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历史的"黑手高悬",一场场以历史的名义发动的无理性运动骚扰着人们,使得人们在与历史的较量中"生死疲劳"。这样,小说以轮回传说的书写形式,在消解现代性历史强力的同时,也表达出一种对生命的深切怜悯情怀。这或许就是莫言在《生死疲劳》中书写民间历史的真正情怀。     

试论延吉城市旅游形象设计

在延吉城市旅游形象的诸要素中,民俗要素最为重要,因此,在对延吉城市旅游形象进行定位时,无论是从延吉城市形象的硬件上(如交通、餐饮),还是在城市旅游形象的软件上(如市民素质、民俗民风等方面),都要突出民俗特色,同时要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     

白蛇传传说的民间美术表达

白蛇传传说的传播最主要得益于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主要流传方式,但也不可忽视白蛇传传说的非文学表达及其传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民间美术为例,从白蛇传民间传说到民间美术,再回到民间传说,既是对白蛇传传说的保护与传承,更是一种拓展与延伸.     

论雪漠“大漠小说”的异域情调

根植于西部大漠地理空间,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在对自然、动植物的民间化、传奇化书写中,沉潜着现代文明的反思与家园意识的建构。叙事策略上的文化空间间离与时间对峙的审美间距,生成的是敦实厚重的异域情调之美。对大漠村落的民间禁忌、方言土语、情爱悲歌的乡土本色书写,闪射出异域情调的文化忧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