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约翰·塞尔的“是-应当”推导

回顾了对约翰·塞尔的"是-应当"推导的有关批评,以及塞尔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和对他的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对行为的概念分析,试图论证,塞尔在他的推导中,混淆了做出某种行为和某种行为获得成功之间的区分;由此,未能正确地解释制度与制度性事实的关联方式,以至于认为制度性事实的存在可以否定"是-应当"区分.     

超龄劳动关系之“不法”及其法律规制

劳动关系“不法”是指劳动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时的法律后果和效力状态.超龄劳动关系虽不合法,但并未丧失“从属劳动”的实质特征.基于社会法的“扶权”理念,劳动法应当彰显其社会保障的法益功能,正确处理好超龄劳动关系的可受保障性问题.规制劳动关系“不法”的法律思路是:应当汲取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律关系以及事实劳动关系的区分意义;劳动关系应当与社会保障关系“有限脱钩”;应采取“用工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用人单位”的逻辑顺序来认识劳动关系的主体;应当对劳动关系进行多层次、不同标准的保护.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从法哲学视角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法律思想史上的表现即是分析实证法学对自然法学的批判否定。分析实证法学的贡献在于廓清了规范、事实、价值三大论域,使法律从与道德的混同中分离,有利于法学的发展和法律的改革。但是,无论是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理论还是以布莱克为代表的纯粹法社会学都无法回避对法律的价值评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描述与评价时常是缠结在一起的。新分析法学代表哈特的"最低限度自然法内容",尤其是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的制度法学已经表明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崩溃。笔者采取了从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研究方法,从法哲学视角阐释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理论上的局限。     

宋代疑难案件中的法学命题及其反思——以“阿云案”为分析文本

阿云案始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终于元丰八年(1085),共历17年方退出历史舞台。该案件几经讨论,影响深远。沉潜史料文献,梳理案件争议,提取案件背后隐藏的法学命题,用之与现代法学对话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这一命题为司马光所提出,其本质是对"何为法律"这一法学原命题的追寻。     

“分类”与“解释”——两类疑难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比较研究

＂分类＂和＂解释＂两类疑难案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区别,它们紧密相关又不容易区分。通过比较可以探寻出这两类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不同思路。在＂分类＂案件中,法官对裁判规范的证立应当尽最大可能陈述逻辑的展开步骤。在＂解释＂案件中,法官可以对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规范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上的双重判断进行论证,以证明对法律规范的解释选择。     

民法中的“不当得利”析

不当得利,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怎样去认识这种现象的法律性质,以及如何对待由它引起的法律后果,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浅见。一、不当得利是法律事件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引起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表明,它无疑是一种法律事实。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界的共识。然而,法律事实又表现为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不当得利这种法律事实属于“行为”还是“事件”,在众多的有关论著中却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有的法学词典在注释不当得利这一词条中,认为它“是履行违法和显然对国家有损害的法律行为……。”①显然,在这里不当得利至少在一定情况下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法律行为。有的教材尽管明确指出:“不当得利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一种事件。”但是,与此同时却又认为:只有受损失的疏忽大意而没有取得利益人的贪占便宜的心理状态,同样不能     

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类型与运用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裁判摘要为原型的借鉴

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一般需要根据法律争议焦点作出,其内容应当包括三个部分:重要事实即对指导性案例有决定性影响的要件事实;该要件适用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定;结论.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后案的重要事实如与裁判要点记载的重要事实相似,则应当参照裁判要点的结论.对指导性案例的运用应当区分裁判要点的类型,通过援引和适用两种模式来运用裁判要点.对指导性案例的不当运用,构成上诉和再审改判的事由.     

纯粹法学纯粹性之解读——以纯粹法学与自然法学之区分为视角

凯尔森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纯粹法学,对于初学者而言,一般会感到疑惑的是其纯粹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对这一问题尝试着进行回答,相对自然法而言,描述而非评价乃是方法之纯粹,笔者即重点论述纯粹法学与自然法学之区分,以阐述纯粹之法律与法律科学便是纯粹法理论之全部结果.     

论休谟问题：“是”与“应该”的关系

＂道德＂作为哲学范畴,古往今来,已有不少讨论,归结起来主要有目的论和道义论两种论点。休谟关于＂道德＂的看法,源于对＂是＂与＂应该＂命题的区分,也就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决定道德规范时的不同作用,但休谟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通过探讨＂是＂的命题与＂应该＂的命题之间相互融合的关系,思考道德规范何以确立。     

论“道德应当”与“道德必须”

本文主张将道德区分为"道德应当"和"道德必须"两个层次.首先,从基本特征上说,道德应当是劝导性规范,而道德必须是约束性规范;其次,从价值意蕴上说,道德应当是自由的选择,而道德必须是平等的要求;再次,从直接根源上说,道德应当源于个人人格,而道德必须源于社会契约;第四,从核心内容上说,道德应当集中表现为奉献,而道德必须集中表现为正义;最后,从社会功能上说,道德应当是"内圣"的道德支持,道德必须是"外王"的道德基础.     

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

不能正确说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与政策混同,这种现象在法学领域是"泛法律化",在政治学领域是"泛政策化",两者具有相同的问题属性。产生泛法律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观念,对我国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关系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并且习惯于把政策策略化;一方面是不能从功能价值、工具属性和主体分析上将法律与政策区别开来,导致法律的矮化。法律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政策空间的制度约束,政策空间即政策主体进行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在严格的法理逻辑上,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政策的范畴。"行政法治"是指合法的行政,而不能解释成用行政法去行政。     

“恶法亦法”命题的两面性分析

基于简单化理解,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始终饱受误解和质疑。与自然法相比,法律实证主义关注的重心发生了“位移”：前者关注的是法律“是”什么的定义问题,而后者关注的是法的实效层面的对策、策略问题。通过对“恶法非法”及与之关联的“恶法亦法”命题的分析,指出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都具有两面性,二者的差别应当在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而不应简单理解为本体论上的对立。就此来说,法律实证主义的考虑可能更为周全、稳妥。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三层需求规律"与"三层模式"探讨

文章提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市场需求规律、教学需求规律和价值需求规律等三层特殊规律,并相应地探讨目标模式、教学模式和运行模式等三层教育模式.     

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

传统法律规避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矛盾以及其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使得该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再符合现代法律制度的要求。对法律规避制度予以适当限制并将其纳入法律选择的领域是符合社会法律制度发展的明智之举。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依法治国”的宪法学解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也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宪法学角度看,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明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良法之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办事的统一.     

关于政治法的哲学思考

政治法在我国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学门美素有争议。文章从辨析政治的基本概念开始,结合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阐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确立政治法的地位、加紧政治立法的意义;同时认为,在政治法研究中务必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修正后的《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

驰名商标本身蕴涵了巨大的价值,同时,它又是经常被侵害的对象。由于驰名商标本身的重要性,立法上应该给予特殊的保护。我国对于《商标法》的这次修改正是顺应了这种需求,规定了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有别于普通商标的保护措施。     

论"促进型"经济法的优越性

"促进型"经济法是以促进或鼓励为目的的经济法规范的总称,它是经济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经济法以"限禁型"规范为主,在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问题时,"限禁型"经济法可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执法困境,并面临难以解决的"信息悖论"问题。与此相比,"促进型"经济法不仅能够有效克服"限禁型"经济法的局限性,在特定领域或对特定问题解决上也比传统的"限禁型"经济法更具优势。我国未来经济法的发展方向,既要保留必要的"限禁型"规范,也应引入适量的"促进型"规范,二者应当相互配合、共同作用。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