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悲慨心态与诗美追求

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 ,由于其政治追求和人生际遇的坎坷 ,情感的长期郁积和灵魂的无以聊赖形成了一种既悲叹又感慨的悲慨心态。悲慨心态影响着作者的诗美创作倾向 ,不仅为他的诗歌创作染上了一层悲美色彩 ,同时 ,为其诗美创作注入了一股永无竭止的悲慨之气。本文分析了李商隐悲慨心态形成的原因及其对诗美追求的影响 ,揭示了作者诗美追求的表现形式     

从《皇明诗选》的选编看陈子龙诗论中的“风雅之旨”

陈子龙等人编选《皇明诗选》的目的是借助对七子之学的重提来实现诗歌创作中风雅精神的回归。在内容上,他要求诗歌应该合于大雅,有风人之旨,又能够止于温厚,无怨怼之词;在外在的方面,强调辨体,要求诗歌音节婉亮,合于一定的法度。《皇明诗选》的选编与陈子龙的社事活动与实学经世思想不可分割。     

论稼轩诗

他人之词 ,也许是“诗余” ;稼轩之诗 ,却是“词余”。平心而论 ,无论数量或质量 ,稼轩之诗远逊于其词。与词比较 ,稼轩诗似乎少一点纵横的英雄气 ,多一份哲理与平和 ,分明打上宋诗重思辩重理趣的烙印。然而 ,与稼轩词一样 ,稼轩之诗 ,也是其理想追求与严峻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梁启超评陆游诗云 :“辜负胸中十万兵 ,百无赖聊以诗鸣。” (《读陆放翁集》)稼轩之诗 ,亦当作如是观。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稼轩诗的精髓与神韵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从姜夔《白石道人说诗》的美学内涵看其词创作的理想境界及兼论其词风

姜夔作为南宋词史上的大家,词风清劲空旷,“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其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白石道人说诗》既是南宋诗话的经典,也可作为研究他创作词时的理论指导和追求的理想境界,这对于探讨他的词风是很有意义的。     

庄昶的诗学观念及其理学诗初探

在"天机"和"自得"两种哲学思想的交互影响下,庄昶在诗歌理论中形成了"天机自得"的核心诗论.他将"天机之境"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也就意味着他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的表述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同时因为"天机"中包孕着自然的含义,所以他在强调天理的同时也并不排斥诗歌中对自然的描摹.他把"自得"作为诗歌通向"天机之境"的有效手段和验证诗歌是否达到这种境界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他重视诗歌创作中主体性情的介入.总之,他"天机自得"的诗论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自然及自我情性三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从而达到"天机之境".在"天机自得"诗歌理论的影响下,庄昶创作了大量理学诗,这些理学诗既有哲学思想的玄妙,又具有诗人情性和艺术美感,摆脱了传统理学诗"语录体"和打油诗的弊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成为明代弘治、成化年间诗坛重要的一脉.     

论明代诗学的“声教”观念

"以声论诗"是明代诗学中的显著现象,"以声为教"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明人一方面沿用宋人"诗以声为用"的观念,强调"声"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诗乐分流、"雅俗杂出"、礼乐制度失效的现实,希冀以"诗教"接续"乐教",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诗以声为教"的观念。与"以声为用"主要强调声乐之郊社、宗庙、宫廷、祭祀之用相比,"以声为教"更加突出声情感化之用。明代诗学"声教"的主要内涵是"陶养性灵,风化邦国"。从诗歌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明人建立了"(作者)情正/和→(文本)声正/和→(读者)情正/和"的声教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明人论诗提倡"雅正平和"之声。由于强调"情正则声正",明人"以声为教"的内涵同时具备了"以义为教"的要旨。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论包恢的三种“自然”说

本文论述南宋著名理学家包恢重“自然”的诗学观。对于诗歌创作，强调创作主体的创作动机须自然而发，以自己情志才性的自然发露与有感而应的自然之鸣，形成诗之自然本体；审美主体善于发现把握表现对象客体自然之美的本质，造物气象，须自大化混浩中沙汰陶熔出。得天工造化之妙，方见精彩；文体运用与艺术表达须自然而为，摒去人工匠气，臻至“天巧”境界。包恢的诗学以心学为根柢，在宋代程、朱理学家的诗论中别树一帜，是中国诗学批评史上颇有光彩的一家。     

论王国维的"气象"

在《人间词话》中,气象是一个构成王国维美学体系的重要概念,通过对"气"、"象"和"气象"诸概念关系分析,可以看出王国维的"气象"是境界的量化概念,是指境界深厚之程度,同时又是与创作主体的修养相关的概念。     

简论方以智的人生际遇及其诗歌创作

方以智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及其心态的变化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为贵公子,少年轻狂,满怀建功立业之志,诗歌创作超迈豪爽。中期逢战乱,遭流离,坎坷不遇,狂性消退,诗作多反映现实,抒写抑郁不平之气,诗风沉郁豪宕。晚年为僧,为人和学术均趋成熟,心性平和,诗歌创作呈平淡自然之色,而又具哲理。     

论清初广东天然和尚诗教法门之开启

明清之际岭南文士参禅之风特盛,海云系为滨海一大法窟,天然和尚座下高僧云集,以遗民文士入禅者多。为培植正信、振起宗风,和尚以诗为教,组织社团,并提出“似诗”理念,引领诗歌唱和活动;又鼓励批评切磋,编刻多种文集,以实现“乐与天下,以尤乐待一人”之目的。在“似诗”理论的指导下,岭南诗歌创作出现一种奇特的风格和流派,天然和尚座下释子也因此找到了入禅的门径,提高了禅学修养,最终抵达安身立命处。     

论刘瑾专权对李梦阳文学活动的影响

李梦阳是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他率先提出文学复古口号,打破了明代以来雍容平和的台阁气象,对明代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明正德初年,太监刘瑾把持朝政,这一政治事件改变了李梦阳的人生命运,并波及到他的文学创作:李梦阳因弹劾刘瑾被贬官、入狱,诗歌创作亦从以鲜明色调为主的前期之作转变成了情感基调偏于灰暗阴森的狱中诗、感怀际遇诗。刘瑾专权对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也产生了影响:"前七子"的京师唱和被迫中断,社团成员转入他学,文学复古运动辉煌不再。研究李梦阳及其文学活动,不可不注意刘瑾事件的影响。     

初唐诗僧慧净的佛学修养对其诗学的影响及意义

慧净是初唐著名的僧人与诗人。他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蜚声初唐的佛教界与诗坛。他有深厚的佛学修养,精通诗歌理论,熟悉经史著作,勇于跟外道论衡。他通过诗歌创作传达诗歌缘情而发的主张,并自觉追求诗歌的声韵对仗的形式之美。他编选《续古今诗苑英华集》来帮助学诗者掌握诗歌创作技巧。慧净通过创作与选编诗集体现出来的既重视古体诗又强调格律的主张,对初唐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为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贡献。     

严羽诗学之“气象”与“兴趣”

严羽为纠正宋代诗学发展的弊端,主张学习盛唐诗歌的创作经验。他视诗歌为有灵性的鲜活生命,认为"兴趣"是诗歌的内在生命,而"气象"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基于此,严羽提出,由于盛唐之人诗歌创作有"兴趣",故其诗有"盛唐气象";而宋人创作由于没有"兴趣",故其诗无此气象。     

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以《说诗晬语》为中心

《说诗晬语》作为清代诗论体系建构中的鼎力之作,内中充分体现了沈德潜对于诗歌本体功能的认知与恢复,以及诗歌创作经验的秉承和创新方面的独到见解。沈德潜提倡主情的儒家诗教观和主"格调"的诗歌创作观,以此来恢复当时日渐衰落的诗歌正统。他在诗歌创作的体裁与声调等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通变思想,尤其是注重"活法"的思想,为当时僵化的诗坛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这也正是沈德潜诗学思想的价值及意义所在。     

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曹操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就历史评价而言,其文学成就虽然不小,但是逊于二子曹丕、曹植。迹其文学生涯,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诗歌创作量较少,且以四言为主,文章基本为实用性的政令文,因此缺乏文学地位;其二是,在高度发达的建安文坛,文学理论讨论日盛的状况下,鲜有对文学理论的论述和见解,缺乏理论总结。事实上,曹操实实在在是一个文坛指引者和理论践行者。在语言上他以为政论文应该遵循"指事而语""反对浮华"的创作要求;在作者方面,他反对"学问肤浅,所见不博"的创作者;在说理上,认为只有经得起"悉难"才是巧文。他的诗歌创作则体现出一种大情怀、大悲悯的阔大气势,彰显了"文以气为主"的美学风格。统观诗文,处处体现对文学"经国之业"的追求。曹操虽然给后世留下的创作理论仅存只字片言,但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为诗为文的基本要求与框架下展开,甚至可以说,曹丕所谓的"文以气为主""经国之大业"的美学追求实际上是对其父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     

识济其胆，力载其才——略论苏轼对词风的革新

苏轼词作的出现,使得中国诗歌史上有了“婉约”和“豪放”两种词风。唐五代乃至宋初,词被视为“小技”,而苏轼在“以诗为词”的泛文学观念引导下,完成了在词前添加小序、以词人性情为始归、冲破词须协律的限制,使词具备了创作主体特殊的情感特征。他在词的创作中不仅运用诗、文、史,而且使词能够与诗、文表现相同内容,从而使得词体日尊。清代叶燮,作为一位诗歌理论批评家,在《原诗》中提出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主观条件,即才、胆、识、力理论,而且认为只有四者交相为济,方可使人登作者之坛。     

陈亮词论的内涵及其在龙川词中的反映

与传统＂诗重于词＂的文学观不同,陈亮更加注重词的创作。他推崇＂花间妙语欲无诗＂的理念,执著于词＂立意精稳,造语平熟,始不刺人眼目＂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近拍词的具体填词方式,要求词能够＂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在语言形式和义理贯注方面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深刻体现了其词论＂立意精稳,造语平熟＂的特点。陈亮词论的内在精神与其＂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的理学思想是一致的。     

试论王维山水诗的画意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多才多艺。他在诗歌、绘画、音乐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诗歌创作上显示出多种文化的修养。王维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的诗,唐代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指出:“在泉为珠,着壁成绘”。《宣和画谱·王维传》说“观其思致高远,初未见于丹青时、时诗篇中已自有画意”。古人虽道出王维诗中有画意,却不加阐释,今人对王维诗中画意众说纷纭,大多从绘画艺术融于诗这一角度分析。如“‘诗中有画’则是说王维在诗歌创作中借鉴了绘画的技法和原理”。“王维诗歌呈现绘画性的原因在于他能够在诗里借助绘画方法表现外物”。本文拟从王维诗、画表现的情感,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探讨王维山水诗中的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