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虎蒙古族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实践

巴尔虎是蒙古族中的一个重要支系,文献资料和田野经验显示,他们的族群认同是在＂历史记忆＂、与他者群体交往的实践、祭祀仪式中的认同、内部分支与整体认同等基础上实践和强化的。     

苗族“接龙”仪式中的舞蹈的艺术人类学分析

＂接龙＂仪式是湘西苗族一种古老的宗教祭祀仪式,它充满着传统的宗教色彩。＂接龙＂仪式中的接龙舞蹈则是湘西苗族人们在其仪式信仰之下产生的一种公共的群众性活动。本文旨在运用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等相关理论,对＂接龙＂仪式中舞蹈的动作、服饰以及妆容等艺术形态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透视出湘西苗族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苗族人们的价值观、...     

仪式感如何生成——仪式发挥文化功能的运行机理研究

仪式感的生成是仪式通过其自身存在的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运行逻辑发挥的文化功能。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形成了包括过渡结构、符号秩序和互动结构在内的仪式结构系统。人们通过在仪式的结构系统中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现了抽象文化的具象化。在此基础上,仪式的惯习、规训与惩罚、臣服与资质的运行机制推动着运行结构发挥着文化功能,而贯穿仪式发挥文化功能始终的是感性经验、生活和关系再生产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也构成了人们仪式实践的思维图示。     

尔苏藏族和“还山鸡节”——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阐释

尔苏藏族的传统节日＂还山鸡节＂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促成了族群整体性的纪念活动,包含着该族群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忆,并以仪式的方式形成传承机制,在族群认同方面起重要作用。     

西北回族社区“尔麦里”研究

伊斯兰文化作为回族社区一个特定的社会化＂存在＂,以＂尔麦里＂仪式为特殊的＂文化文本＂流传于世,给解读与理解回族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尔麦里＂仪式是回族社区一种伊斯兰宗教行为文化符号,也是回族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实践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其对回族社区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与保留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元问题探析：仪式感的功能图景研究

在文化视域下，仪式感是仪式化行为获得的感觉和确证的逻辑，并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实践应用反映了仪式感的功能图景，主要表现为四个维度：第一，仪式感通过对个体的关系生产与确认，关系范畴的形成与延续，发挥着个体认同功能；第二，仪式感通过对分化的控制，为冲突提供安全阀，以及以建构共生的共同体方式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第三，仪式感通过建构集体框架的方式，发挥着对集体记忆的叙事塑造、价值重构与传承巩固的功能；第四，仪式感通过成为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规范与精神文化两条路径，发挥着对个体的仪式化规定和文化生活化的文化浸润功能。     

族源神话的展演及其象征性——白依人历史记忆的器物承载、身体实践与仪式操演

历史记忆是一个族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并逐渐为本群体所共享的文化意识。居住在滇西鹤庆县六合乡境内的白依人是一个彝族支系。作为一个无文字族群,白依人族源神话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乐器、舞蹈、古歌、仪式等方面,这体现了祖先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延伸。社会生活是族群历史记忆在世代中展演的舞台。历史记忆在日常场景中通过器物、身体实践和仪式操演的象征性重构,表现出族群试图建立一种与祖先相互关联生活方式的期待。     

“插花山”: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

＂插花山＂作为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融合了地理景观、历史记忆、道德表述、农业技术、市场体系等诸多要素。而这些学术性字眼,在当地人的表述中,会还原为日常生活实践,比如＂祠堂山＂、＂势力山场＂、＂种跳田＂等等。而这些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在地理解范畴＂,但却是＂插花山＂作为＂在地＂林权形态的实践表征。     

广西兴安贺郎歌的田野调查与文化内涵探析——兴安贺郎歌系列研究之一

贺郎歌是流行于广西桂林兴安县城乡,人们祝贺新郎娶亲并大闹洞房时咏唱的民间歌谣,是一种集文学、歌、舞、表演、礼仪于一体的综合型艺术。贺郎仪式分＂贺郎＂、＂移花＂、＂送郎＂三大部分,各个部分环环相扣、浑然一体,充分展示了桂北地区的婚俗礼仪、歌唱习俗以及民俗文化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创伤批评理论渊源探究

创伤批评理论的来源是记忆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具体来讲,“古典记忆术”、“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为创伤批评的产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思路与范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界定了创伤批评的三大特征：虚拟性、滞后性和反复性.研究创伤批评的缘起将进一步推动创伤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自然景观和文化记忆结合的类型写作——台湾中生代诗人大陆纪游诗创作动力研究

台湾诗人的“中华价值系统”和“中华意识形态”及“中华文化记忆”与“台湾意识”及“台湾价值”,存在于通过旅游和写作旅游诗的两次转移而被重新构建的境况之中.台湾中生代诗人的大陆纪游诗是大陆风景名胜和中华文化记忆与意识形态结合的类型写作,具有采风写作强调景点意识的旅游意识和政治写作重视介入意识的当下意识,且方式多种多样,相同身份（台湾诗人）和相似经历（游大陆名胜古迹）使他们的写作动力源具有相似性,由“文化记忆”构建的“文化时空”比物理距离产生的“自然时空”对创作的影响更大,“时空错位”明显.     

模糊记忆中真实《风景》的威胁性

《风景》以其对＂过去＂和＂记忆＂的反传统式运用,成为哈罗德.品特中期记忆戏剧的代表作。而该剧一直为国内学术界所忽视,鲜有人对其进行解读与阐释。本文拟从记忆心理学的视角,对舞台剧《风景》进行剖析,旨在揭示记忆风格乃是承袭和演变早期威胁喜剧形式的结果。品特运用模糊的记忆手法,表现人们内心对于真实的恐惧,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威胁无处不在。而这里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早期的外界神秘力量,而是来自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种种欲望。     

新俄罗斯小说中“苏联”记忆的建构框架

苏联解体后的20余年来,俄罗斯从思想界到文学界对前苏联历史进行深刻反思,重构"苏联"记忆成为当代俄罗斯小说的重要内容,文学由此变成诠释"苏联"形象的特殊话语方式。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缠绕,在小说中如何重构苏联记忆成为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面对同一个苏联"文本",出现了几种迥异的文学诠释路径,由此呈现多重的"苏联"面。小说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政治祛魅化的"苏联"、日常生活化的"苏联"、情感符号化的"苏联"。从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对新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历史书写问题进行系统爬梳、审辨,可追踪考察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态势,以及俄罗斯民族如何运用文学叙述策略建构"苏联"的历史记忆。     

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 构简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五九”国耻纪念日的由来

＂五九＂国耻纪念日,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屈辱的国耻日。这个由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引发的国耻纪念日,从民间自发纪念开始,到最终成为＂国定纪念日＂一步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追溯＂五九＂国耻纪念日的由来,有助于彰显时人的爱国热情,从而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音乐创作中的感知与记忆

音乐创作是一种异常特殊而又复杂的精神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作曲家的心理动态是非常复杂和丰富的。本文探讨了感知和记忆这两种心理因素如何成为作曲家摄取音乐材料的“眼睛”和贮存音乐信息的“仓库”，不同程度地影响作曲家的创作。     

天祝“花儿”与“拉伊”程式语对比分析

天祝＂花儿＂和＂拉伊＂中的程式套语,在一定程度上为歌者提供了记忆上的便利。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能使其特色更加清晰和突出,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民族民歌。     

“伤痕”与“反思”小说中“受伤者”的形象分析

"伤痕"和"反思"小说中的"受伤者"形象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当其为"知识分子"时,常常被设计为"革命知识分子";当其为"女性"时,常常被想象为等待男性拯救的"少女"形象或寻找父亲的"女儿"形象。在关于"受伤者"的身份设计和性别想象中,既展示着历史与现实的交锋,又演绎着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