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研究

本文以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为研究对象,选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为案例地区,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当地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进行研究,并对影响牧民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估计.通过研究得出,当地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有着较强烈的参与意愿.家庭总收入水平、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拥有草场面积等多种因素都影响着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当地政府应加大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宣传推广、加强对牧民的教育培训、综合考虑牧民在生计能力方面的差异、丰富草原生态补奖的形式,从而提升牧民的参与意愿.     

社会信任、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产品农户参与供给

基于内蒙古、宁夏、山东三省1024户微观农户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例,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愿意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农户占整体农户的比例为65%,这其中,68%的农户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均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两者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的影响方向则相反。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各维度变量中,一般信任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有显著正影响,但对农户参与供给方式有显著负影响,而特殊信任的影响效应则相反,且显著性水平较低;农业收入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都有显著正影响,而非农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则不显著。社会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农户参与供给意愿及方式有一定交互影响效应。     

草原产权变动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反应与影响——以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为例

在对新疆哈萨克牧区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文章围绕着草原产权的“质”变过程,探究其质变后在基层牧区社会的反应,并分析其对牧业生产及牧民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指出草场承包开启了牧区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但同时要关照到牧区的传统文化以及草场资源时空分布的异质性特点,只有对其加以创新和完善才会更有利于促进牧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生计资本下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分析——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48个村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三明地区12个市（县、区）48个行政村137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累积比数Logisi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户自身生计属性的5个变量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自然资本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文化程度、畜禽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家庭收入、资金资助和对周围人的信任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与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呈“倒U型”关系;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和亲戚数量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     

草场生态治理中的牧民收入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南草原的调研分析

以牧民收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采用分位数回归对甘南牧区的牧户生计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牧交错区与纯牧区牧民收入影响因素存在较大不同。农牧交错区牧民收入在不同分位点上受到家中有无外出务工人员、家中常住人口数量、距离集贸市场的远近、放牧牲畜的数量、有无科技培训、有无加入合作社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纯牧区牧民收入只受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的显著影响。总体看来,牧民对补贴和放牧依赖度高,难以转变生计结构,为促进增收需倡导舍饲养殖,转变原有粗放的牧业生产结构,谋划牧业发展新思路。     

电子政务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交警“随手拍”为例

基于西安市6个行政区的1 238位市民的调查数据，应用技术接受模型、政府信任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影响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的因素。结果表明：公众认同感、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政府信任、主观规范、月收入、驾驶资格证、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9个指标显著正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年龄显著负向影响公众参与使用西安交警“随手拍”的意愿；公众的性别因素影响不显著。     

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研究 ——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从农户视角分析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经历后果维度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的感受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受灾经历感受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后果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在一重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可能性和后果模型中,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均起遮蔽效应;风险感知感受-自我效能感中介链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     

共享经济监管机制对感知隐私风险、消费者信任及持续共享意愿的影响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共享经济监管机制对隐私感知风险、消费者信任和持续共享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政府监管对感知隐私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行业自律监管对感知隐私风险的负向影响不显著,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监管的交互组合对感知隐私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感知隐私风险对消费者信任及持续共享意愿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消费者信任对持续共享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下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社会交换理论的解释

伴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深入发展,旅游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成为当前影响乡村旅游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旅游社区居民感知视角,选取山东省六处典型乡村旅游社区,利用社会交换理论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对比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社区居民政府信任及居民感知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政府信任,生活满意度在旅游感知收益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旅游感知成本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但与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显著;（3）社区参与、社区依恋均正向影响旅游感知收益、生活满意度,而且社区参与通过旅游感知收益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4）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和社区依恋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而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水平差异显著。     

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形成与社会情境息息相关,社会情境在引导和塑造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借鉴S-O-R理论,以感知价值为中介变量,建立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影响的概念模型。基于所采集的南昌市309份有效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政策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规范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价值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分别在政府政策和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工作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导向,从社会建设的和谐理念出发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高度重视发挥社会工作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学会和掌握用社会工作理念和专业方法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吸引大量的社会工作人才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社会工作人才保障。     

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正常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它确保机会公平 ,保证起点公平 ,维护过程公平 ,缩小结果的不公平。为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 ,有必要从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 ,理顺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四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非身份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一,非身份化具体表现为户籍身份、编制身份和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户籍身份的非身份化正在经历从外围到核心、从操作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发展过程;编制身份的非身份化在外延和内涵两个层面同时推进;单位身份的非身份化既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自身的变化,又根源于或表现为单位与个人关系的变化。非行政化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又一特征,非行政化是指行政级别在阶层分化中的轴心地位出现了非轴心化的迹象或趋势,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发展。     

社会工作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价值为本的专业,其助人自助,维护人的尊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所体现的是一种和谐价值观.社会工作者广泛、深入地推进社会服务,有利于营造人人参与、和谐相处的良好社会关系.社会工作组织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作用,维护了政府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具有科学化、人性化、柔性化的特征,有助于避免或化解许多社会矛盾,形成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人际交往关系.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再论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

社会转型期阶层分化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 ,即阶层结构类型一般会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球型 ,阶层分化依据一般会由无形资产转向有形资产 ,阶层分化过程一般会从分化型分化走向整合型分化。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也有其一般性与特殊性 ,即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既遵循其一般规律又有其自身特点     

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在从旧式现代性转向新型现代性的过程中凸显出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时 代性课题。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而社会结构的状况又直接体现了社会 关系的状况,构成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构 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和谐源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协调和整合;另 一方面,社会更加和谐目标的实现,又会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二者良性循环。     

社会发展与结构转换———马克思的研究视角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社会发展的深刻阐释,正是得益于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马克思研究东西方社会发展,特别注重其结构性考察。正是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原因的比较分析,马克思不仅深化了对社会发展的原有认识,而且形成了对东西方社会发展差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由于社会结构是由人的活动关系造成的,因而要加快社会发展,就必须在人的活动关系和活动方式上实现新的调整与转换。首先是经济形式的合理选择,即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处理好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商业化与市场化,二是商品经济结构的常态与病态。其次是交往形式的持续扩大,即增强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合理应对全球化。     

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实现社会公正,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生活理想,也是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设定的发展目标。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公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从社会公正缺失入手,结合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列举相应的措施,论述如何坚持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     

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基于我国阶层现状的分析

该文借助于经典社会学理论,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社会资源的阶层分布以及社会流动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缺乏中间阶层优势、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合理,以及社会流动调节机制的弱化,成为社会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     

社会知觉:从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

本文从费孝通的《社会自理开篇》谈起,认为社会知觉可以协调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治理迈向社会自理的关键。重点从知觉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作为人心中的一点"灵明"——社会知觉的概念,并把它分为关于"我之所以为我"、关于"我与他者的联系与区别"、关于"何谓社会和社会何在"、关于"社会何以可能"等五类知觉。同时认为,社会治理困局中遇到的社会知觉偏差主要包括自我偏误、人际区隔、刻板印象、归因谬误、认同偏差、群氓效应和知觉从众、自理失灵。最后,建构了一个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自理,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再到知觉社会的理想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