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论共相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冯友兰在其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以五百万字的浩繁著述确立了自己哲学家、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和地位。他不仅因继胡适之后博采西学方法,撰写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而名闻遐迩;而且由于“上接程(颐)朱(熹)理学,并与西方新实在论相贯通,构筑了富于思辨性的独特思想体系”“新理学”而蜚声海内外。冯氏的“新理学”四十年代问世以后,即“引起国内思想界许多批评,讨论,辩难、思考。”解放后,“新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更是受到了激烈批评。但是人们过去对“新理学”的批评并没有升华到辩证否定、扬弃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是程朱理学一脉是现代新儒学者,但对非儒学尤其是道家思想也很重视,提出了自己完整的道家观.冯友兰评判哲学在哲学史上中的地位,他用的评判标准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是讲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经虚涉旷,超乎形象,也就是说必须超出经验世界之上,对真际有所了解."道中庸"则是讲必须把高明所得最后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因而不离世间.冯友兰认识到了儒道两家的优点和不足,在新理学中就有可能把"极高明"和"道中庸"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最好成果的吸收.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照着讲"与"接着讲"——一个思想方法的现代诠释

冯友兰的思想,从内容上讲,与其他新儒家相比,并无多少新颖之处.然而,人们之所以重视他的新理学研究,关键在于他的思想方法.严格地说,"照着讲"只是治史,而不是治学.这是一种超逻辑、超理智的直悟方法,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一贯的思维路进,缺乏开拓创新是最大的特色."接着讲"则强调逻辑分析、科学论证,是对"照着讲"的否定.冯友兰的最大贡献,在于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一种新的方法——"真正形上学".用这种新方法所创建的新理学,不仅为冯友兰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与发展真正具有了科学的内涵和意义.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证明——读《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而这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本没有"哲学"一词,也没有与西方对应的哲学学科,近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胡适、冯友兰等人参照西方哲学范式(实际是某一派的范式),取中国传统学术中与西方相近的材料建立起来的,用冯友兰的话说,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来而叙述之"(<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8).     

简议“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

冯友兰先生(1895～1990)的“新理学”在溶合中西哲学、重建形上学体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本文从冯氏思想的内在逻辑出发,分疏理——真元之气——道——心性情等四个层面,对“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做了全面的阐释。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理气观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不多见的几个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职业哲学家之一.他继<中国哲学史>和<新对话>之后,完成了一部旨在存亡之际面向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宏构--<贞元六书>,即他的"新理学"体系.其中,对实际无所肯定或者甚少肯定的理气范畴,在当时乃至今天学界引来的争议也比较多.     

巨擘·重镇·哲人——简论冯友兰的学术造诣

冯友兰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带动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比较妥善的处理了中西哲学的关系。冯友兰是一位不断求索的哲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固有哲学相结合的道路是他学术思想的主流。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中国哲学史课时编写的.但仅出版了上卷——这是他在留学美国期间用英文写成的《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主要论述春秋战国时代自老子至韩非等的哲学思想.成书后,胡适于一九一八年送交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即为之作序,认为此书具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等等"特点",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一种"门径",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说当时商务印书馆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理气观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不多见的几个构建了自己的哲学系统的职业哲学家之一。他继《中国哲学史》和《新对话》之后,完成了一部旨在存亡之际面向人的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宏构———《贞元六书》,即他的"新理学"体系。其中,对实际无所肯定或者甚少肯定的理气范畴,在当时乃至今天学界引来的争议也比较多。     

旧史中的新关怀——钟泰《中国哲学史》中的时代隐忧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背景下的产物。基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独特理解,开创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该书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史料的判别标准与范围、新史学思潮中的学术风气以及新史家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驳斥,体现了对新史学思潮中浮躁的学术氛围及新史家对近代西方新概念、新工具的滥用的隐忧,是对新史学思潮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与反思。     

《新原道》的判教思想研究

冯友兰先生所著"贞元六书"中的《新原道》一书,体现了冯友兰先生丰富的判教思想,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友兰先生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标准,评判中国哲学史上各主要时期以及各主要学派的哲学思想,并以自己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为结,阐述了"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本文对《新原道》的判教思想进行具体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批判冯友兰先生过去的哲学思想

冯友兰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了六本书,讲他的哲学系统,就是:"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他统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他的哲学系统,自称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代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讲的,是中国哲学的"新统";实陈上,他是用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的新实在论的观     

冯友兰新理学历史观中的合理因素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完成《中国哲学史》后，将自己的研究转移到哲学新体系的创立上。在发表于1932年《大公报》的《新对话》中，他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经过数年的努力，1939年出版了《新理学》，以后又写作了《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挪、《新知言》等，合称“贞元六书”，这样便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对于这一哲学体系学界历来评价不一，而对于新理学历史观（即新理学中的历史哲学部分），则更是见仁见智，不过，总的来说是批判多于分析。本文不准备全面评论冯友兰先…     

现代新儒学沟通直觉与实践的两种进路——以冯友兰与牟宗三为例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沟通直觉与实践有多重理论进路.在现代新儒学内部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向,即冯友兰与牟宗三所分别代表的"理学"进路和"心学"进路.前者主要在理智解悟的层面来理解直觉境界与实践工夫的关系问题,因此其实质上是取消了"实践"的问题.后者则强调直觉与实践的内在性联系.将实践工夫作为一个环节纳入到直觉中,因此直觉境界不是理智的解悟,而是真实的呈现.对于直觉与实践关系的沟通而言."心学"进路要比"理学"进路更能体现中国哲学的本真精神.二者的共同问题在于,时"实践"范畴的理解过于狭隘,仅局限在道德实践的层面,而未能上升至马克思的感性实践层面.     

性理学的学术建构与哲学精神

中国古代"性理之学"原本专指宋明理学,但又可理解为以"究天人之际"为目标的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典型形态和最高阶段.文章通过玄学、理学关于性理学说的建构过程,探讨了这两大学术思潮在性理学说方面既传承、又发展的学术理路与思想脉络,并进一步揭示了性理学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精神特质.     

老子"道"论的本体论哲学内涵辨析

通过对老子"道"论的理论旨趣及其思辨特性的疏析,指明老子"道"论乃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哲学形态,其体(无)用(有)合一的本体论思辨特性奠定了中国哲学思辨的理性传统;提出由"道"论展开的哲学认识论乃是不同于西方哲学逻辑认识论的精神认识论,它不是逻辑范畴的认知,而是精神范畴的体认,并指明老子"道"论内涵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而非宗教)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