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世界中的“他者”——1990年代留美文学中的美国人形象

1990年代的留美作品所刻画的美国人,是华族＂我＂眼中物欲世界中的＂他者＂。这种＂他者＂形象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肯定的＂绅士＂形象对否定的＂他者＂让位;物质利益的追逐者;并非理想的＂情人＂。     

陪衬人庞统形象的艺术渐进

庞统，这个人物形象在从史实跨向文学领域的过程中，是以陪衬身份出现的，并且随着艺术形象的渐进，陪衬的特色愈来愈鲜明，由此奠定了他在所谓“智绝”人物系统中的牢固地位。从作家创作角度说来，人物系统的封闭性要求庞统与孔明保持同等的智慧的高标，而系统的开放性则要求写出庞统的缺陷美。史实散漫，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发展性格的线索，《平话》充斥了笑剧的平庸，《演义》精心构制了庞统在人物系统中的陪衬规模，电视剧则传达了当代艺术媒介对人物形象的细节加工。     

有吉佐和子小说《非色》的“他者”形象

《非色》是有吉佐和子系列社会问题小说的开篇之作。小说以四位日本＂战争新娘＂在美国的遭遇为主线,揭露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对人性的残害。＂战争新娘＂既是性别上的＂他者＂,又是美国社会的＂他者＂,同时,在美国社会,黑人又是白人的＂他者＂。文中从女性主义视角,就黑人阶层的＂他者＂处境和＂他者＂的话语权两方面对《非色》中的＂他者＂形象做探索性的解读。     

“乡土文学”与“他者眼光”——以“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为例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产生、繁荣,是在西方文明这个＂他者＂的介入下,作家借用了＂他者的眼光＂来观照自身的乡土文化并诉诸文字的结果。乡土小说中普遍的＂反叛与眷恋＂的二重主题,反映出文化变迁中主体的矛盾冲突与调适过程。＂他者眼光＂实际上是一种借鉴异质文化以批判、完善本民族文化的启蒙视角。     

现代汉语领属结构被领者上“一/这/那”的语用属性考察

汉语领属结构＂他的一张嘴＂中的＂一张＂以及＂他的这/那位父亲＂中的＂这/那位＂都不是结构的必有成分,都不表数量和指别等基本意义。通过与光杆被领者前后成分匹配情况的对比,文章发现此类领属结构被领者上的＂一/这/那＂并不是定指/不定指用法,而是主观评价性用法,同时指出了其中有定和无定标记词用法上的差别。     

巴尔虎蒙古族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实践

巴尔虎是蒙古族中的一个重要支系,文献资料和田野经验显示,他们的族群认同是在＂历史记忆＂、与他者群体交往的实践、祭祀仪式中的认同、内部分支与整体认同等基础上实践和强化的。     

屈原应该名原字平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载＂屈原者,名平＂。此后,不少《楚辞》大家都将它与＂正则＂、＂灵均＂的解释相对应,致使屈原名平字原的说法相沿已久。笔者从十条主要材料的梳理入手,疑＂屈原者,名平＂中的＂名＂为＂字＂之误,屈原就叫屈原,平应该是他的字。     

论道德人格的伦理实体背景及其价值生态

作为个体的人,其本质属性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只有在＂关系的存在＂中,一个有理性的人才会意识和思考自己生命存在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和他者寄身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整体与外在于人类同时又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人居条件和物质资料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以＂自我＂为原点的这种真实的＂关系的存在＂,构设了＂道德自我＂的社会实存及其型塑的伦理实体生态,进而悬设这一伦理实体生态中的＂我＂的道德人格的价值生态,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共存、身与心和谐共进,以期走出麦金太尔教授所隐忧的＂认识论危机＂,实现现代人生命体认与安顿、道德认知与建构、人性提升与人格完善的伦理学突破。     

变文说唱的交流机制

敦煌变文是一种说唱文学,其说唱中的交流机制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语言交流机制,二是非语言交流机制。变文说唱的语言交流机制包括说唱者与听众的交流、说唱者与说唱者的交流、故事中人物与人物的交流;它的非语言交流机制主要表现为说唱者在说唱过程中通过＂变相＂与听众达成的交流。     

感受“他者之痛”——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视野中的创伤话语分析

印度学者维娜.达斯在以哈桑.曼陀小说《打开》为例分析＂他者之痛＂的文学想象时,引述维特根斯坦《蓝皮书和棕皮书》中的片段为＂感受他者之痛＂的伦理呼吁提供某种哲学支持。＂他者之痛＂的论题在维特根斯坦的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充分、深入的探讨。《哲学研究》在反驳私人语言和私人感觉等概念时指出：疼痛并非纯粹内在的和私人性的感知,唯一能够为疼痛概念提供同一性依据的是主体间的语言游戏。与此相似,创伤也不是＂不可言说＂和＂不可沟通＂的私人经验,即使受伤者对创伤陷入沉默和失语,也仍在向我们言说,也不能阻止我们去＂感受他者之痛＂。     

如何历史地看待有关诸葛亮的几个问题

文章主要论述了有关诸葛亮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流的军事家;二、诸葛亮娶丑妻不是为了政治前途;三、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是真心的而非有所待。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传承关系——民间文学对巫术的趣仿

从唐代开始,民间文学创造诸葛亮临死前巧妙布置仍活的假象,欺骗魏军。是按巫术的思维作趣仿。历代传承而为《三国演义》采用。     

论社会生活中的诸葛亮

社会生活中,历史上的诸葛亮不过是普通人。从建安二年(197年)开始,诸葛亮便开始了十年的耕读生活,从事农业劳动之余,诸葛亮读书游学,并同襄阳的亲属和师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躬耕磨砺了他的意志,读书锻造了他的智慧,而通过游学结交名士为师友则为其出山做好了铺垫。婚姻家庭方面,诸葛亮娶丑陋的才女黄氏为妻。他重情重义,严格教育子女。在个人品质上,无论是在作风廉洁还是开诚布公等方面,我们都不难感受到诸葛亮的高风亮节。诸葛亮不仅受到了当时百姓们的崇敬,同样也值得今人敬仰学习。     

《三国演义》中的三位最杰出战略家

在《三国演义》中,三位最杰出的战略家分别是曹操、鲁肃、诸葛亮：曹操具有最远大的战略眼光,富于最卓越的战略才能,创造最突出的历史功业,成为第一位的战略家;鲁肃深刻认识汉朝命运,正确应对曹操集团,着力促成和维护孙权刘备联盟,成为第二位的战略家;诸葛亮完整规划三分天下的战略格局,毕生坚持复兴汉朝的战略目标,成为第三位的战略家。罗贯中在主观上力图使曹操妖魔化、鲁肃边缘化、诸葛亮神圣化,但是终究无法改变他们战略家身份的实际层次。     

从传播学角度论杜甫对诸葛亮人格形象定位的贡献

《三国演义》之前,诸葛亮形象的传播大致遵循两条线索———一条是智慧形象传播史,一条是人格形象传播史。前者传播的结果使诸葛亮演化为"智慧的化身";后者传播的结果使诸葛亮被定位成"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在诸葛亮人格形象的定位问题上,杜甫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庙宇、神像、香火:诸葛亮祭祀的泛民间化——明清时期四川武侯祠、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原因

武侯祠、庙是三国末期以后为由巴蜀而荆襄进而普及到全国的纪念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宇。明清时期四川武侯祠、庙大量涌现,官民共祭,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地理现象。武侯祠、庙不仅是各地统治者教化民众的工具,也是民间百姓对诸葛亮信仰认可的表现。本文从历史、人文、地理的角度阐释明清时期武侯祠、庙在四川地区的分布状况及影响因素,揭示出武侯祠、庙的分布差异及其与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表明,对诸葛亮的祭祀与崇拜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已经深入到城乡社会各个角落,成为中国民间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诸葛亮在中国历久弥新的深远影响。     

“三顾茅庐”中的“玄机”——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据

"三顾茅庐"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是一个具有深厚意味的情节,刘备以礼求贤,心存虔诚的同时也是对诸葛亮的一场心理攻坚战;而诸葛亮则以退为进,前两次故意避而不见,以此作为对刘备诚心和仁者的考察。此即是"三顾茅庐"的玄机所在,而之所以被读者长期忽略,则是毛宗岗刻意修改所致。     

孔明苑——博物馆陈列新尝试

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事迹的展览一直阙如，今成都武侯祠决定将听鹂馆重点改造，更名为孔明苑。文章详细论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从展陈内容、展陈方式和展陈效果方面充分体现游客的参与性的大胆改造。通过此次尝试，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获得了一定的经验，为使孔明苑成为专门展示诸葛亮文化的地方，并最终形成“三国文化收藏、研究、展示中心”，奠定了基础。     

从诸葛亮的举措成败看其忠君思想的体现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治理蜀国,力图以一州之地复大汉皇朝。他在强烈的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厉行改革、依法治国;发展屯田、务农积谷;平定诸夷、稳定政局;厉兵秣马、挥师北伐。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和胜利,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