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确权背景下农地调整的影响因素及其思考

基于广东、江西两省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次数及其调地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未确权地区的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承包地土壤肥力的下降均能增加农地调整次数及扩大调整程度;而在完成农地确权的地区中,地形、到县城的距离、农地灌溉条件、农业收入占比以及家中是否存在本村大姓干部对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购买养老保险在两组样本中对调地产生的效应相反。农地确权能够有效地降低由地势恶劣、土壤肥力低下及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所引起的农地调整的频率及调整程度。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农地确权方式与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来自PSM-DID准实验的证据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在学界引起了关注,但仍未见文献关注不同地权界定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影响。利用广东省阳山县提供的“常规确权”和“整合确权”独特准实验场景,研究不同确权方式对农业服务外包的异质性影响,运用PSM-DID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相较于常规确权,整合确权促进农户农业服务外包行为更加显著,提高幅度达到30.41%;但整合确权对不同环节、不同种植规模农户的服务外包行为的影响不一致,主要提升了小规模农户的整地环节外包程度。本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方式选择对农业服务规模经营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有必要分离出不同确权方式影响的细致差异。     

农地确权、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基于2016年江西省7个地区13个县(区)1402份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细碎化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提高农地产权排他性能力直接促进,而且通过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间接产生正向影响。为此,要继续推进并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充分发挥确权的积极效应,防止传统确权方式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农地确权与农业物质性投入：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农地产权状态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息息相关,明确的产权所属关系能够降低农民的经营风险,改变生产投入策略。基于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与Tobit模型、多重中介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提高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农地确权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0.749%,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转入、增加农业就业比重间接增加的农业物质性投入分别占总效应的0.908%和58.343%,转入农地的中介效应非常有限。研究认为,应做好相关保障,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强化政府的监督和引导功能,充分发挥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积极影响。     

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问题分析——基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陷阱假说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陷阱是指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一定阶段时,农业就业比重将相对稳定。发展中国家会提前陷入农村劳动力转移陷阱,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再转移了,农业就业比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我国应对此问题对策是尽快实施农地规模化经营战略,顺利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村劳动力分化程度分析——以山西省忻州1市为例

运用山西省忻州市670组农村劳动力的截面数据,考察非农活动参与率与性别、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土地数量的关系,并运用Logit模型估计农村劳动力分化不同动因的各自影响程度及其综合作用下的分化程度,然后依据分化程度分析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实证表明：非农收入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参与非农活动的最主要动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土地数量对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非常显著。按照分化程度与转移可能性的数量关系,可将农村劳动力划分完全转移、一级潜在转移、二级潜在转移以及农村必需劳动力四个类型,并可模拟得出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概率。     

基于Logit模型的农村劳动力分化程度分析——以山西省忻州市为例

运用山西省忻州市670组农村劳动力的截面数据,考察非农活动参与率与性别、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土地数量的关系,并运用Logit模型估计农村劳动力分化不同动因的各自影响程度及其综合作用下的分化程度,然后依据分化程度分析劳动力转移的概率.实证表明:非农收入是农村劳动力选择参与非农活动的最主要动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土地数量对劳动力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非常显著.按照分化程度与转移可能性的数量关系,可将农村劳动力划分完全转移、一级潜在转移、二级潜在转移以及农村必需劳动力四个类型,并可模拟得出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概率.     

“挤出”抑或“吸纳”：农机服务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

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系中，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务农劳动力具有替代与挤出效应是学界的一致共识。但作为改造传统农业重要力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其本身所具有的革新农业经营方式，吸引农村劳动力留农或返乡的功能并不被主流文献所重视。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农机外包服务对农户务农劳动力和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将有效替代务农劳动力，但并不必然诱发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具有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在村庄层面，机耕服务的改善将显著抑制劳动力外出务工。机理分析发现，农机外包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在农村部门的务工收入；统一提供机耕服务的村庄更可能发展非农产业，从而解答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去向之谜”。正是由于社会化服务所具有的改造传统农业并深化其分工的功能，决定了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并非是单纯地挤出劳动力，反而会拓展农村就业空间。由此强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村与城市争夺优质劳动力的重要策略。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农地产权安全感知为中介

在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农地转出意愿"框架基础上,利用山东省实地调查数据,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供给意愿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农地确权对农地供给的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应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与边际效应分析;建立结构方程,应用索贝尔检验与自抽样检验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会提高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及其三个因子(土地调整因子、土地征收因子、流转纠纷因子)的安全感知,而上述中介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金融资产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对农地转出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地转入:来自小规模稻农的实证

基于农业生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以1 080户小规模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较为普遍,但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整地和收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高,插秧和烘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已成为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整地和收割环节;插秧和烘干环节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不大,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不明显;家庭经济特征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较为显著,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占比的逐渐提高,农户扩大农业经营的意愿逐渐增大;而家庭人口结构、承包地特征和个体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家庭劳动力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劳动力老龄化与健康状况下降是制约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和效应探析——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带来了较大的影响:1.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了县域内的农业机械化,加快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2.劳务经济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3.劳动力流动提升了人力资本,孕育并诞生了一大批农民经纪人;4.流动让一个由"打工仔"建立起来的消费型城市快速发展;5.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自2005年以来,随着河南省农业税的全面减免、政府各项补贴的发放和逐渐增加,农民土地收益不断增加,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意愿,这势必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为此,国家应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自愿、无忧地从农业和农村中永久性地转移出去,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进一步开展"阳光工程"培训,让农民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以增加流动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可能性和竞争能力.     

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地利用变化关系研究

基于1978-2015年福建省相关数据,综合运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SBM模型和农业生产函数,分别对4个阶段的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耕地面积、农地利用效率、农地利用要素的变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耕地面积、农地利用效率、农业利用要素存在规律性的变动关系,且变动关系受到政策制度及经济环境的影响,应从因时利导,促进劳动力合理转移,保护耕地,实现农地规模经营,提升科技,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减量施肥,优化农地资源配置等方面改善福建农地利用方式,缓解人地紧张关系。     

中国农业劳动力短缺转移问题研究

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已出现农业劳动力的短缺转移，其表现形式包括数量短缺转移和质量短缺转移。短缺转移的结果使得部分地区出现土地抛荒、农地粗放经营，并严重阻碍了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农业劳动力短缺转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章提出通过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推行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等手段，抑制农业劳动力短缺转移，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制度性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土地制度、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当前统筹城乡经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黑龙江省目前的农地经营规模还处于不合理的状态,与其适度的经营规模仍有较大差距,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进有着一定的发展空间。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推进过程中还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以及农村金融等方面制度的影响。因此,黑龙江省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农地规模经营的相关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农地规模流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拓展农地规模经营的融资渠道,从而加快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