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袁可嘉的诗论与西方影响

袁可嘉的诗论深受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其中，有关“诗与非诗”“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现实与诗”“诗与经验”“诗的戏剧化”“想象逻辑”“戏剧主义”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观点以及诗论文本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袁可嘉的诗论在接受西方影响时首先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其次是融进了袁可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再次是注重中国现代诗学概念的建构，最后是注重中西新诗潮的交融。     

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九叶诗派倡导“新诗戏剧化”的诗学渊源

四十年代的九叶诗派,以显著而突出的地位来张扬“新诗戏剧化”,既有反拨诗坛“说教”“感伤”颓风的现实用意,又有总结新诗历史经验的理论自觉。既是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潮的一种感应,又是开拓中国现代派表现路子的一种创造。在这样一个时空座标上,九叶诗派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新诗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的移位定点,实现了“戏剧化”诗学与诗艺的双重建构。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袁可嘉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袁可嘉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捋清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新诗的汉语本性的失落与追寻

中国新诗是20世纪初的产儿。“一枝红杏出墙来”。如果说新诗犹如“红杏”冲破了封闭的院墙,向广阔的天地自由伸展,那么执意与旧诗划清界限的新诗,因“先天贫血,”或“后天失血”——在历经多变的世纪风云中充当了文学“前锋”的角色,因而未能呈现‘红杏”的姿色,却又与诗国故园隔膜开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新诗,是伴随着二三十年代诗家们的艺术探索而起步和发展的。然而,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却未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主要原因是对自由体诗的理解的偏颇。譬如认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