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堂和明清时期大同地区的观音信仰

观音堂是大同市现存始建年代最早的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佛教寺院。从该寺院现存的明清时期的碑刻中,不仅可以了解观音崇拜在我古代的演变过程,而且也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大同地区观音信仰的普及、特点以及深入民心的原因。     

从大同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存看佛教的特征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就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身思想和教义的调整。到了辽金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外来宗教文化。古都大同拥有较多辽金时期的佛教建筑遗存,这些佛教建筑遗存的寺院格局、佛塔类型和佛像供奉等情况,都突出地反映了佛教本土化的特征。     

试论唐前期的寺院经济

中国古代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寺庙所有的土地。这些公共土地的占有方式怎样呢?它与封建地主占有制有哪些同异呢?这里结合唐开元天宝之前的佛教寺院经济,作点探讨性分析。唐代寺院大土地占有制的确定根据史料可以论定,寺院经济发生在东晋,而它繁盛的重要时期是南北朝。北朝一代,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两次毁佛外,其余帝王都是极力保护佛教的。由于统治集团的     

隋唐河南佛教述论

河南地区是中国古代佛教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洛阳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 ,至隋唐时代臻于极盛。本文先就建寺、度僧尼、凿窟造像、佛事活动诸方面阐述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的盛况 ,又从佛经翻译和佛学著述讲论、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佛教东传朝鲜、日本等方面论述了隋唐时代河南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最后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了隋唐时期河南地区佛教兴盛的原因     

西安佛寺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建设世界文化大都市,已经成为近年来西安文化建设中引人关注的议题;在中国佛教史上,西安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一直是中国佛教研习和弘传的中心;西安市区佛教寺院众多,不仅是都市佛教文化建设的重镇,而且在当代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中产生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如何发挥这些寺院在都市文化建设的作用,形成佛教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和谐互动关系,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隋唐宋元时期佛教在绍兴的传播、承祧与流变

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空前繁荣,三论、天台、禅宗、律宗、华严等宗派林立,广为传播;大德高僧云集,翻译著述成风,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佛学著作;寺院遍布州郡,表现为僧与士、佛教与诗歌交相辉映的禅林诗境,以致在佛教传播趋于式微的宋元时期,绍兴佛教仍得益于隋唐繁荣的余晖与南宋陪都的优势,一枝独秀,保持了兴盛的局面,并呈现出佛寺与朝廷宗室关系密切,佛教寺产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佛教社会化世俗化倾向逐渐抬头等趋势。隋唐宋元时期绍兴佛教的兴盛、承祧和流变,既源于中国佛教传播的大背景和绍兴特殊的地域优势,又和该地区的历史积淀、民风民俗相关。绍兴为中国佛教主要宗派的形成、发展与流播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东晋居士刘遗民形象的塑造

东晋著名文人刘遗民是中国佛教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也是早期最有影响的佛教居士之一,他曾为慧远大师的莲社作《立誓愿文》,因此在中国净土宗中很受重视,他的形象也在后世的不断塑造中日益高大,最后被立为净土宗居士初祖。     

试论宋代佛教史籍在唐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两宋时期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这些文献著录了许多唐五代史事,是研究唐史的又一个史料宝库。它大大补充了唐五代佛教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研究唐五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宋代佛教史籍也是研究唐代世俗史的重要史料之一。诸如社会变迁、唐代士大夫政治斗争、宦官与佛教之间关系、民间社会生活状况等问题在宋代佛教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历史悠久的开封大相国寺

开封大相国寺,位于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开封市中心。大相国寺创建于北齐天保年间,距今已1450多年。它以其悠久的历史和宏伟的规模闻名中外,是我国素负盛名的佛教寺院，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简论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简论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张松辉佛教虽然在东汉时期已传人中国，但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却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王说说：＇＂囊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答桓玄难》）到了东晋南朝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许多文人与...     

两汉造园要素比较研究

在我国以往的汉代园林史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西汉皇家园林而忽略对东汉园林的研究,或将两汉、秦汉园林混为一谈。笔者从园林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两汉时期的社会背景、审美思想,并将园林创作思想、技法、造园成就等要素进行对比,详细阐述了东汉较之西汉在造园思想和审美的不同之处以及造园技术的进步之处、东汉造园的发展与魏晋士人园林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探讨了东汉园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辽代高僧思孝与觉华岛

郎思孝是辽代学问僧的突出代表,曾任觉华岛海云寺的住持。他一生佛学论著丰富,受到契丹皇帝、贵族的特殊宠遇。到了金朝,仍然有人熟悉思孝的事迹和觉华岛的佛教。唐朝灭亡后,思孝实为振兴华严宗之关键人物。这位高僧及觉华岛在辽代佛教史及东亚佛学界都具有重要地位。     

大同善化寺“朱弁碑”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大同善化寺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辽金佛教寺院,所保留的唐代建制为国内少见。寺中现存的金代＂朱弁碑＂详实地记载了金代圆满大师历时15年的重建史实,对研究该寺的历史以及相关问题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东晋王朝的皇权伸张与历史继承

虽然东晋处于士族门阀制度的全盛期,皇权式微征象明显,但是东晋朝廷仍然试图重振权威,对外伸张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凝聚臣民对朝廷的向心力。虽然这一政治努力的线索比较晦暗,但是仍然有迹可循,成为东晋时代在门阀政治之外的另一条政治线索。由于东晋朝廷无力扶持小农经济,故东晋社会土地私有观念淡薄。东晋财政虽然沿袭西晋制度,但是由于立国江南,不得不因时而宜,有所变通。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     

东汉时期水利工程的修建及特点

东汉中央政权对水利工程的修建主要体现在大型水利工程的治理方面,但数量不多,同时,更关注对水利工程的管理,因为考绩制度的要求、农作技术的发展,地方官员对水利工程的修建十分重视。这类水利工程多是由旧有工程改造而来,并多集中在东汉前期。民间豪强修建的水利工程比较普遍,在规模和功能方面与政府所修建的并不相同,并且他们试图要染指地方公共水利工程。东汉经济形态的转变,豪强势力的逐渐扩张和经营形式的变化,依附关系的发展,以及政局的混乱等均是东汉水利工程格局的成因。     

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东汉王朝在建都洛阳过程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东汉洛阳在都城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洛阳周围的地形、土壤肥沃度、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因素;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阳渠的修建、苑囿的建设、关隘以及道路的修整等方面。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城市的美观,同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