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两汉园林史研究综述

从两汉园林的基本概况、特点、造园技术、社会功能、造园思想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总结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关于两汉时期园林史的研究成果,对主要论文和专著予以摘要性的介绍。     

修身治国之清康熙帝造园思想

针对我国遗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以研究奠基清朝皇家园林的康熙帝造园思想为目的，并以康熙帝造园的个案探索为主线，围绕康熙帝造园思想与其修身治国的内在关联，查阅比对满语和汉语两类清史文献，考证康熙帝治国格局下的皇家造园实绩，探究出其中蕴含的“礼乐中和”造园思想。理论上构建起造园思想史研究的成功案例，旨在扩充风景园林学科历史与理论方向关于造园思想研究的成果，使其能够被运用于皇家园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探明：康熙帝皇家造园思想不仅满足居园理政，而且具有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之五大园林活动功用；康熙帝皇家造园彰显“实学”特征，即简素清虚而求得“非为一己之豫游”的君臣心性自由之精神审美；同构中华山水而实现内圣修身之帝王价值；园林规模宏阔纳天下大观，而居园贴近亲民尺度。     

汉代苑园开发的文化特征分析

两汉时期,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技术日趋精细。与此同时,汉代苑园宅第的规模也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达官显贵纷纷开始造园,也使汉代苑园开发的主体、审美意境、造园思想等各方面都带上鲜明的文化特征,其艺术成就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深入广阔地开展东汉史研究

<正> 多年来人们对两汉史的研究,往往多力于西汉,如研讨制度、评论人物、分析战事等方面均有许多成绩,而对东汉史则着手过少。其原因虽有客观的,如文献不足,前人留下的成果较少等,但主要是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即认为东汉在各方面不及西汉,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东汉在历史上的地位实不亚于西汉,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更是超过西汉,为了全面地研究秦汉史,我建议对东汉史要作更广阔更深入的研究。     

中法古典园林艺术总体布局及造园要素之比较

本文对中国古典园林和法国古典园林进行了比较研究,侧重于两国古典园林艺术总体布局及植物、假山与石景的比较,也涉及理水和建筑质料等其他造园要素.研究表明,中法古典园林艺术由于文化背景和审美理想的不同导致连园思想不同,两者在风格和形态上表现了明显的差异性,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特点和艺术个性.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论艺术对李渔造园思想的影响

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李渔都是明清时期的一位造园大家。他的造园思想集中体现在《闲情偶寄》之中。李渔的造园思想不仅丰富深邃,而且还极具个性特色。他用艺术的眼光看待造园活动,认为造园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活动。因此,李渔的艺术素养、艺术个性乃至艺术审美理想对于他的造园思想直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在园林居室的布置上,李渔习惯用字画等艺术品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在园林的建造技巧上,李渔认为作文和绘画与造园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在园林的艺术审美追求上,李渔不仅重视园林的写意功能,而且还非常注重营造园林的艺术韵味;在造园个性上,李渔主张独创、反对窠臼的艺术个性更是直接影响了他避免趋同、力求独创的造园品格。     

从古代文人诗画解读中国古典园林美学观的形成

以园林审美主体需要与审美客体发展的关系为立足点,探讨文人山水园的审美追求及历史背景。在回顾崇尚自然、写意及雅意清新的园林美学观发展脉络基础上,通过剖析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文人诗画中的造园思想,说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如何通过诗画融入中国古典园林造园思想之中。从园林审美的角度解释园林中诗情画意的来源,强调古代文人及其山水诗画在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     

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与徽派园林

"隐逸"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山水、园林则是士大夫们抒情矢志的凭藉。徽州新安文化是北方士族文化与本土的山越文化的融合,士人文化的隐逸思想是徽派园林重要的造园思想之一。文章以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支——徽派园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隐逸生活和审美情趣对于中国古典徽派园林造园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中国园林桂花造景历史及其文化意义

桂花是中国十大传统花卉之一，中国古代用桂花造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汉早期桂花就与中国园林结缘，魏晋六朝时期桂花成为园林造景的材料之一，唐宋时期将其广泛用于造园，并在明清时期成为私家园林造园的主要材料，达到了无园不桂的程度，近现代更是被发扬光大。中国古代园林之所以植桂造景，是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关于桂花，有无数美妙神奇的神话传说，同时它也是古代科第吉兆和高洁品性的象征。     

洛阳东周两汉瓦当概述

洛阳东周两汉时期的瓦当资料多来自于当时的建筑基址、烧窑、灰坑和墓葬中。瓦当种类有半瓦当和圆瓦当,东周时期以半瓦当为主,两汉时期多为圆瓦当。瓦当纹饰主要有饕餮纹、涡纹、卷云纹、动物纹和文字瓦当等。     

阴阳思想在汉代画像石上的表现

阴阳思想在两汉时期极为流行 ,在汉代画像石上主要表现在日月画像、伏羲女娲画像、星辰画像、社会生活画像、西王母东王公画像等五种画像上。它既有朴素的辩证法认识论的价值一面 ,也有神学、谶纬迷信合流的荒诞一面。研究阴阳思想在汉代画像石中的表现 ,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汉代文化内涵     

《经传释词》语料断限辨正

《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王引之自己说是至西汉。人们一般都沿用此说。我们考察后发现，《经传释词》运用了大量东汉的语料，尤其是《汉书》中的语料，对《汉书》中的语料，不仅运用的量大，而且运用的方式多样。由此可见，《经传释词》的语料断限应该是至东汉。这与清代其他一些学者的做法是一致的。王引之所说的“西汉”，可能是“两汉”之误。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两汉酷吏的文化阐释

两汉酷吏既具有酷、能、傲、廉的共同特征,又在吏道观、执政方式、法律意识以及人格追求上具有各自的时代特性,这与儒学在两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不同密切相关。两汉酷吏对封建社会的执政理念、法律精神和史学评价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