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深不知处——浅析两汉时期的隐逸文化与隐士

隐逸文化及隐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两汉作为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发展初期,对于隐逸而言,自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透过这一过渡时期的隐逸文化和隐士行举,我们可窥得其时世风之一二。     

试论两汉时期文学政教价值观的成熟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文学政教价值观，在先秦儒家文论的基础上，到西汉前期已得到了理论上的定型。这种文学价值观念的价值取向，首先表现为经两汉时期的尊经崇古、依经立论上面，乃至造成了繁琐、庸俗的理论偏颇；到东汉前期，桓谭、王充等提出了注重的社会实际功用的主张，这一价值取向上的转向，是对文艺应有的实用价值的本质的回归。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     

地震与汉代荒政

本文叙述了两汉震灾的状况，分析了灾异说对两汉政府实行救灾政策的影响，阐明了两汉的救灾具体措施及其社会效果。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两汉酷吏的文化阐释

两汉酷吏既具有酷、能、傲、廉的共同特征,又在吏道观、执政方式、法律意识以及人格追求上具有各自的时代特性,这与儒学在两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不同密切相关。两汉酷吏对封建社会的执政理念、法律精神和史学评价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沈从文文本中的近代湖南镜像

沈从文的创作对近代湖南镜像有充分的动态描绘。社会变革带来家族镜像的变形,凸现出家族命运的变化、家族内部的分化;社会思潮则裹挟着湖南人前行,引发世风转变与心理嬗变,导致人性的变异与价值立场的错位。家族分化、世风转变等带来社会阶层的重构,促成人的社会角色转换,进而打破彼此的身份疆界,发生身份置换。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冲突使然。这是湖南镜像在近现代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是最能够凸显沈从文创作特色的所在。     

论沈从文文本中的近代湖南镜像

沈从文的创作对近代湖南镜像有充分的动态描绘。社会变革带来家族镜像的变形,凸现出家族命运的变化、家族内部的分化;社会思潮则裹挟着湖南人前行,引发世风转变与心理嬗变,导致人性的变异与价值立场的错位。家族分化、世风转变等带来社会阶层的重构,促成人的社会角色转换,进而打破彼此的身份疆界,发生身份置换。凡此种种,皆是文化冲突使然。这是湖南镜像在近现代发生变化的深层原因,也是最能够凸显沈从文创作特色的所在。     

试论我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历史沿革

慈善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十分悠久。先秦时期为我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期探索阶段,两汉时期进一步发展,及至唐宋则基本成熟,明清时期最为鼎盛。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两汉园林史研究综述

从两汉园林的基本概况、特点、造园技术、社会功能、造园思想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总结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关于两汉时期园林史的研究成果,对主要论文和专著予以摘要性的介绍。     

两汉造园要素比较研究

在我国以往的汉代园林史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西汉皇家园林而忽略对东汉园林的研究,或将两汉、秦汉园林混为一谈。笔者从园林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两汉时期的社会背景、审美思想,并将园林创作思想、技法、造园成就等要素进行对比,详细阐述了东汉较之西汉在造园思想和审美的不同之处以及造园技术的进步之处、东汉造园的发展与魏晋士人园林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探讨了东汉园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西周与西汉老人特权现象之比较

西周与西汉的老人特权现象有着三大差异:其一,西周老人特权的赋予,是西周统治者因俗而治的结果;而西汉老人特权的赋予,则是西汉统治者治弊更俗的历史性选择。其二,德行导引之师,是西周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而被救助社会群体,则是西汉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其三,对于老人特权的保障,西周以礼制规约,西汉多以政令开道。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阴阳思想在汉代画像石上的表现

阴阳思想在两汉时期极为流行 ,在汉代画像石上主要表现在日月画像、伏羲女娲画像、星辰画像、社会生活画像、西王母东王公画像等五种画像上。它既有朴素的辩证法认识论的价值一面 ,也有神学、谶纬迷信合流的荒诞一面。研究阴阳思想在汉代画像石中的表现 ,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汉代文化内涵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多重职能

"兰台令史"是两汉一个具特殊性的职官,在西汉,它地位卑微,不被重视;到东汉,却位卑职重,于汉明、章两帝时大得彰显。在政治上,它在帝王与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基本职能;在文化上,它推动了汉代文字的统一规范,对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意义重大;它的群体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形式,是汉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台令史"这一职官在特定时代下的多重职能,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文官的变迁提供个案参考。     

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其内容包括岭南的远国异民传说、山川湖泊传说、动植物传说和奇珍异宝传说。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两汉叙事粗陈梗概，语言质朴；魏晋南北朝叙事完整，语言渐趋优美；唐代叙事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     

西周至秦汉关税收入增长原因分析

从西周至秦汉,国家对过往客商征收关税的总额有逐渐增高的趋势,因而关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愈益增大。考察封建国家关税收入增长的原因,不可忽视以下三个重要因素,即关税征收范围的扩大、关卡的增设以及关税税率的提高。这是自西周设关征税至秦汉,关税发展的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