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纯.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和合本"《圣经》中"罪"与"过"的误译

<圣经>是基督教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基石."罪感"文化贯穿整部<圣经>,在<圣经>中表述"罪"与"过"的语汇有很多.通过考察和对比"钦定本"中sin与transgression和"和合本"中"罪"与"过"等概念后发现,sin被译为"罪",而transgression被译为"过".这是一种误译.造成误译的原因是由于译经的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字和文化缺乏必要的理解,并因此导致近100年来中文阅读者对<圣经>中"罪感"文化的误解.     

西汉中后期刺史越权现象的历史考察

西汉中后期刺史逐渐超越刺史制度设立之初的"诏条"规定,超越权限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官吏越权在汉代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称为"矫制";但西汉后期刺史越权并未受到严重的惩罚,其因就是儒学自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占据了思想统治地位,尤其是<春秋>公羊派的"权变"思想的影响,为刺史越权提供了思想动力和保护.     

也谈"李氏将兴"与"刘氏当王"

“李氏将兴”与“刘氏当王”是隋末的政治谶言,它们分别为当时两大集团——太原李唐集团与山东豆子、高鸡泊集团所利用。李唐建立后,更把“李氏”之谶加以发挥,作为自己代隋而立的符命。对于这两个谶言,前贤皆没有上溯及这些谶言的早期历史背景,本文通过对其形成过程的考察,试图揭示它们的发展脉络及其在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百喻经》中的副词"都"和"相"

<百喻经>中的"都"全为范围副词.按其语义指向,可分为四类.拿它与现代汉语范围副词"都"的用法相比较,有两点不同<百喻经>"都"语义指向谓语时,句子主语一般是表示个体概念的单数名词,"都"强调动作本身的彻底性、周遍性.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消失;<百喻经>"都"语义指向宾语时,总括宾语表示的全体对象,不受条件限制.而现代汉语范围副词"都"总括宾语时受限.<百喻经>中的副词"相"主要有三种用法"互相"、"递相"和"偏指",与现代汉语副词"相"的意义差不多,都主要表示"互相","递相"义和偏指用法很少.     

《史记》《汉书》疑问代词"孰"与"谁"比较

对<汉书>中"孰"与"谁"这一组同义疑问代词的共时描写和同先秦典籍、<史记>等的历时比较,认为二者从先秦到东汉的发展演变是十分复杂的,东汉时期"谁"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孰"日渐衰落.     

楚"酂"地考

楚"酂"地见于曾侯乙简、包山楚简之"酂君""酂路尹",是战国时期楚国重地.汉初萧何因功封酂侯,当因楚"酂"地而来,其家族袭酂侯至西汉末年;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酂或为侯国,或为县,位置不变.通过对《水经注·沔水》关于该段均口、谷城、筑阳等地理位置的分析,确认"酂"的位置在汉水东岸今老河口市陈家埠口村附近,考古材料也为此提供了证据.     

对正当防卫限度与"无限防卫权"的理性思考

新<刑法>出台后,理论界关于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的探讨焦点主要集中在该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方面.绝大多数观点认为该款规定的就是无限防卫权,也有部分观点对此表示反对.要正确把握新<刑法>关于正当防卫权的防卫限度规定,需对新<刑法>第20条所含3款之间的关系、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以及"无限防卫权"的提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等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有关机构应及早对该款作出立法或司法解释,以统一司法实践中对该款的适用.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宋均生平著述考论

~~宋均生平著述考论@李梅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014~~~~~~~~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     

王莽代汉的舆论考察

王莽从贵戚低层向权力核心靠拢并以和平方式登上皇帝宝座，与西汉后期社会舆论导向关系密切。汉末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得"易姓改命"和"再受命"思潮渐为时人所接受，为王莽改朝换代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王莽折节恭俭、谦约退让、克心履礼、折节行仁、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等不同时俗的行为举止，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使其成为社会各阶层心目中的"圣贤之人"，朝野内外颂声并作，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拥戴与支持，为其代汉做了舆论上的引导；符命瑞应舆论的制造昭示着其代汉是天命所归，王莽在舆论的推动下"不得已"完成新汉政权的和平嬗代。总之，舆论引导与制造推动了汉新政权的顺利更迭，舆论战在王莽禅汉的道路上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新散文的兴起——唐代古文

唐承六朝之后,公私文翰,并用骈俪,而末流弊滋,浮滥冗缓,叙事论理,不能真切,于是韩愈倡为散行之文,远师先秦西汉,以朴质条鬯之体矫正魏晋以来排偶藻饰之风,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古文之体遂立。名为“古文”,实乃创新,虽取法先秦西汉,而能自具唐代新散文之风格,并非奴隶式之摹古也。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