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经》今古文字考

帛书《易经》文字有用今文者,有用古文者,亦复有同一字今古文混用者。这表明先秦典籍流传到西汉以后,确实存在以今文定章句、明通假而改古文为今文的情况。但这种改易大抵以弟子能够读懂为依归,今古文并不判若水火,更无是非之分。汉哀帝之前的学派争执完全反映在今文一系内部齐学与鲁学之间。     

试谈河间献王对古文经学的贡献

西汉初年,各诸侯国承先秦养士之风,广纳宾客,形成了几个较有特色的学术中心,河间国就是其中　　的一个。河间献王刘德好学自修,表彰古学,山东诸儒多从之游。献王广开献书之路,并补撰《周官》,立《毛诗》、　　《左传》博士,对古文经学的弘扬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先秦古本《书》的流布已经较广。西汉伏生始传今文《书》二十八篇 ,逐渐形成欧阳氏与夏侯氏两个主干派别 ,并衍生诸多支脉 ,今文学达于极盛。东汉今文《书》由盛转衰 ,不再固守师法 ,而古文《书》学越来越多地为朝野所重视 ,地位趋于增高。马融、郑玄为杜林漆书作传作解 ,进一步促使古文《书》学显扬于世。两汉《书》学演化的主要意义在于 :一、今文二十八篇得以写定并传世 ;二、保存古《书》许多残文散句以及最早一批经注经解 ;三、《书》学的今、古文之辩和其他若干问题的论争均萌生于此时     

斫雕复朴,风流自得——论独孤及的序文创作

独孤及,一位名噪中唐却寂寥于后世的古文家,其古文创作在韩愈、柳宗元之前,已斫雕为朴,复归先秦两汉之风,为古文大行其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独孤及的序文创作在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手法上都有突出特点而风流自得。     

西汉后期经学思潮和经学重心的下移

本文受钱穆先生《刘向父子年谱》的启发，试图论述西汉后期的几种经学思潮：一，西汉后期分古文之界未明，诸经派别也不严；二、西汉后期经学的复古崇礼思潮；三、西汉后期经学中关于易姓和再受命的思潮。并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提供了依据，而这又是经学参与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其后，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教和制度考订的科学经学兴起．表明了经学的重心由关注政治而转移到关注经本身的训解，即两汉之交，政治经学转向了科学经学。     

西汉文学叙说

西汉文学的时间断限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西汉文学的主要业绩表现在辞赋、文章、诗歌三个方面。辞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代表,源于先秦,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时代特色。汉代文章积极关注现实,对后代影响巨大。汉代诗歌,古朴典雅,体被文质,其中乐府诗的影响尤其久远。     

杜预乱《左传》说辨正

经学史上持续近二千年之久的“今、古文学”之争中,《左传》是争议最激烈的一部作品。两汉经师学者们对《左传》的争辩集中在该书性质问题上,即《左氏》传不传《春秋》?当不当立之学官?唐、宋以降,这场论争的焦点便逐渐转移到《左传》本身的真伪方面,即它是一部出之左丘明之手的先秦典籍,还是由后人编纂成书、或被后人窜乱、改造过的膺品?自西汉末年以来,今、古文经学两派对《左传》诸问题的争论,皆集矢于著名学者刘歆,而对继刘歆之后另一位有影响的《左传》学者晋人杜预是否变乱过《左传》一事,鲜有议及。     

东汉中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

针对西汉君主普遍重视今文经学而轻视古文经学的状况,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进行了二百年的斗争,结果古文经学由衰而盛,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则盛而衰,为古今经学所取代.     

列子其人其书真伪之我见

列子属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崇尚清虚无为,顺性体道。其书在汉初盛行,汉武帝"独尊儒术"而散落民间,西汉末刘向校理群书时,将其整理定著八篇,因其学说在当时影响不大而散佚。今本《列子》因晋人张湛注得以流传于后世,辗转流传中杂有魏晋人增补的成分,因此引发后人对其书的真伪之辨。其书在内容上以先秦《列子》原书为本,保存着许多已经亡佚的珍贵史料,又含有魏晋的哲学思潮,使得其书兼具先秦及魏晋的双重思想价值。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论赋之“俗”与“俗赋”——兼论尹湾汉简《神乌赋》文体上的承传及性质

目前文学史上的“俗赋” ,主要指唐以后出现的以叙说故事为主、语言通俗的赋体文。从《神乌赋》与四言赋及俳谐文的承传关系中可以看出 :赋原本来自民间 ,自俗 ;赋入汉宫乃以俗为乐 ,所谓的“文人赋”正是汉代俗体雅化、散文诗化的结果。如果称《神乌赋》为“俗赋” ,那么此赋倒可谓赋体的本色、正宗。     

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

张说的散文创作在文章体式、气格情调和文法技巧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创新.他的散文作品上追汉魏而下启韩柳,呈现出与初唐散文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为唐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     

韩愈赠序文与古文运动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一个写作赠序文的大家。他的赠序文的内容和艺术表现，都与古文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联圣”钟云舫《振振堂诗稿》艺术风格论

《振振堂诗稿》的艺术成就,其七言古风大有李太白遗风;七言律诗饱含杜少陵、李商隐余韵;钟云舫的“新乐府”诗焕发出白居易的风采;其“无题”诗与李商隐“无题”一脉承传;钟云舫七言绝句有李白七绝的韵味;七绝“咏史”与杜牧七绝“咏史”神似.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巨擘绝技.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抒情,善用比兴,又远宗“诗骚”,熔《诗经》的写实与《楚辞》的浪漫于一炉.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爱用典故,杂糅先秦两汉散文大师笔法,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钟云舫还不愧为内地“诗界革命”的先驱,为旧体诗的通俗化、白话化、大众化,努力创出一条新路.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牛僧孺散文创作及其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

牛僧孺是中晚唐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现存政论文、碑志文、寓言、诗歌、传奇等。政论文宣扬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结构缜密,富有思辨色彩;寓言注重事物的细致描摹和寓意的自然生发,庄谐兼有、寓意深刻;碑志文奇偶交错、古雅简练,但是,这些作品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通过分析牛僧孺的散文作品,综述他在党争活动之外的古文观点、散文创作活动,尤其与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密切关系,由此评价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诗学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二是散文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文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文之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气”的考察。上述论说维面与内容．初步展开了我国古典文“气”范畴．为其在后世文论中的充实、深化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