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朝和高丽外交文书“牒”的分类

牒是宋朝与高丽政府机构之间外交照会时使用的一种外交文书。按照牒的内容和目的划分,可分为通报性文牒、交涉性文牒和推荐性文牒三种。牒具有三个优点：一是有利于宋丽外交的灵活开展;二是传递成本低、效率高;三是行文简单、信息明确。     

十一——十二世纪宋与商丽的贸易往来

宋(包括北宋和南宋,本文不严格区分,而统称宋)与高丽贸易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国家使节进行的国家贸易;二是在民间进行的私入贸易。本文从三个方面叙述如下。一、宋与高丽使节的往来,两国之间的国家贸易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962年高丽第一个使节向北宋“献方物”。公元1030年由二百九十三人组成的高丽使节团到北宋,“贡金器,银罽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     

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

宋政权一直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意欲恢复汉唐的辉煌,但在现实面前不断受挫,宋朝接待高丽使臣制度的流变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宋对高丽使臣的接待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宋初以东夷之国视之,进而不断提升,至仿西夏例,进而易为仿辽例,至南宋又有回落,最后失去直接的遣使往来。这一变化过程正是宋朝国力日衰及其在整个东亚世界中地位下降的折射。     

北宋与高丽使节往来二题

北宋建隆三年(962),高丽国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祐一行入宋朝贡.第二年(963)春,宋太祖下诏册封高丽王.高丽王受到册封后随即派出时赞一行入宋谢恩,并在是年年底奉行宋年号.这一过程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的时间,史料表明李兴祐一行并非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二是使节时赞的身份,虽然《宋史》记载他是高丽朝贡使,但《高丽史》却记载他是宋册封使.只有弄清这两个问题,才能明了北宋与高丽封贡关系建立的整个过程.     

略论地缘政治与北宋外交

北宋时期由于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 ,形成了新的外交格局。面对三种不同的外交对象 ,宋王朝采取了不同的外交途径 :与辽国的对等外交 ;对西夏、高丽等国根据地缘政治形势的不同而灵活外交 ;对于地缘政治关系较弱的国家 ,则采取传统的朝贡外交途径。     

关于《试论金国归宋河南、陕西地的目的》一文中的几个史实问题

《试论金国归宋河南、陕西地的目的》一文(以下简称《目的》),对金国归宋河南、陕西地的目的进行了分析,认为1138年金国对宋议和是一大“奸计”,指出“金国把河南、陕西地区归还南宋包藏着诱南宋军事于平地歼灭,以一举消灭南宋的祸心。”读后颇受教益,但也觉得有些史实值得商榷。     

宋话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考论

［摘要］明隆庆刻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实为话本小说，与有关道济禅师以及南宋禅林的可信史料相比对，我们可以修正该刻本的一些文本错讹，进而推断话本关于济公家世和生平基本履历的叙述符合史实。话本涉及的临安高僧群，多数实有其人，有关他们的叙述虽经过一定程度的改编，但这种改编准确地反映出南宋禅林的人事背景，并非后人所能措手。话本还涉及众多“太尉”，其实际身份应是南宋的贵戚、武官，且太尉如此之多，乃当时特有之现象，话本的有关情节自然也是宋人所编。故从内容而言，这基本上是一个宋话本。     

义天与辽和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

义天是朝鲜高丽王朝的名僧,在朝鲜历史上有很大影响。他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佛学章疏目录《新编诸宗教藏总目》,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从中能了解到我国辽代的佛学著作和辽代佛教发展的状况。据此,可以揭开辽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的面纱,探寻辽、宋佛教发展的轨迹。义天与辽代僧俗频繁交往,对辽人著作的搜集、著录、雕印,使辽人著作传入宋朝、高丽和日本。这充分说明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是富有成效的,促进了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论夏、宋通使制度──西夏外交研究之四

论夏、宋通使制度──西夏外交研究之四刘兴全夏、宋通使是西夏和宋朝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整个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过对夏、宋通史的研究，我们不仅能够很好了解夏、未间的相互往来，而且还可以对西夏和宋朝内部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当时多个政权鼎立（夏、宋、...     

近代新疆维吾尔族契约资料评介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辑的《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新近出版了。这本资料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后期到解放前夕新疆南部维吾尔族社会内部有关土地、私产、遗产的买卖、捐赠、租典、转让、伙种和继承等问题,以及当时是如何通过契约形式解决这些民事问题的。通过这些契约文书,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近代新疆南部地区的封建经济状况,土地制度,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其他社会问题,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以及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必要的参考。     

宋朝高丽观中的战略安全意识

10至13世纪,东亚大陆两大鼎立政权宋辽、宋金先后与高丽结成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外交关系。这种彼此交织、相互制约的国际关系格局催生了宋朝高丽观中的战略安全意识,它不仅与宋朝自身实力的兴衰息息相关,也是东亚地区秩序重建的一个反应。     

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国际通语——汉语之应用

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明清时期1368-1912年）,汉语作为东亚通语,在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被广泛应用.各国通事、使者、文人交流应用汉语的具体情况,被记录在《燕行录》（韩国）、《朝鲜王实录》（韩国）、《皇越诗选》（越南）等东亚汉语文献之中,主要应用形式是口语、笔语、唱和、书信和国书等.这些记载说明汉语作为东亚区域国际通语地位已经确立.这是汉语国际化的重要体现,是汉语可以作为国际通用语应用的重要历史证明,为将汉语发展成为世界国际通用语提供历史借鉴,对当前的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及应用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晚明与晚清中国对日战争之比较——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

晚明万历年间日本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明廷以保护藩属为名出兵,先后两次打败日本军队,维护了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晚清光绪年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以清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至此彻底崩溃。两次中国对日战争,其结果是一胜一负,但后者对中日朝三国的影响确是极为深远的。清王朝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鲜实质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日本却崛起为东亚新兴霸主,朝着世界级的资本主义强国迈进。     

南宋浙东学派“以适用为主”的人才教育思想探析

浙东事功派是南宋时期宋学内部与理学相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主要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于空谈道德性命之学的理学采取批判的态度。在人才教育上,事功派和理学派也有尖锐的对立,尤其突出表现在人才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育内容观和教育实践观等几个方面。陈亮、叶适作为事功派的主要代表,在理学盛行的南宋时期,能大胆冲破理学的禁锢和束缚,明确提出功利性的人才教育主张,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明代后期启蒙思想的肇端。     

宋代科举社会的形成--以明州庆元府为例

对南宋科举及第者进行区域分析,可以分为及第者数递减型、及第者数维持不变型和及第者数递增型三种类型,后者以浙东明州庆元府为代表.通过对南宋末期两名庆元府出身的科举官僚王应麟与黄震作个案考察,可以发现,在南宋后半期,庆元府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转化为学术的时期,地域学术和科举已经一体化,思想活动与应试学问和谐共存.这是庆元府及第者数递增模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社会背景.     

《宋代登科总录》与创新的宋代精英数据库

将赋与墓志这两种文体联合考察,既可以据墓志辑考已佚的唐赋文献,又可以发现唐人以赋为墓志的现象. 首先,在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赋家赋作的有十余方,即梁玙、陈周子、卢招、沈中黄、谢观、杨汉公、张士贵、苗景符、独孤申叔、于汝锡、崔文龟、路谠、张知实等人的墓志. 据此既可了解其赋的数量、风格、传播等情况,又可追溯确认若干赋学批评术语产生的时间. 其次,就唐代墓志本身而言,其创作存在化用先唐赋典的现象,这些赋作典实大略可以分为三类,即悼亡类、闲居类、士不遇类. 再次,唐代墓志又有以赋笔行文的现象,在行文结构和句式结构方面均有这样的表现. 唐代墓志以赋行文的原因主要在于赋与墓志两者功用的契合,也与“诗赋取士”的制度和赋的文体特质有关.     

诗赋外交在明朝与朝鲜关系史上的作用

诗赋外交是在明朝与朝鲜的外交往来中特色明显、作用巨大的一种外交方式。这种外交方式弥补了明朝与朝鲜政治交往上的不足,解决了两国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深化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密切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     

绍兴五年南宋朝廷“渐图恢复”下的对金态度

绍兴四年十二月,南宋朝廷挫败了伪齐与金人的联兵入侵,扭转了自建炎以来被动奔避的局面。"大作规模措置","渐图恢复"成为了南宋朝廷在绍兴五年的根本任务,朝臣们以此为主题,围绕着国家政治、军事、外交的实际状况,提出了乘衅待时、和战相间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