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心显性:佛教道德的本体开显

大小乘佛教对于"心"的论述极为丰富和复杂,遵循着即破即立的逻辑,即从缘起上安立"心"的功能性本体,又从体性上破斥"心"的实体性本体,是为世俗谛与胜义谛的双重维度之整体。大乘佛教的唯识学不仅有着系统的安立"心"的功能性体与破斥实体性本体的理论,而且有着系统的"转依"理论。而这一切,落实到佛教道德的本体问题,则构成道德本体的层次性、复杂性,解决的实质是道德主体的问题。     

《肇论》思想新释

僧肇虽然受过老庄思辨哲学的影响,但他对此并不十分满意(见《僧肇传》)。僧肇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从罗什所学的印度龙树、提婆的大乘空宗理论。他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从学罗什,“所悟更多”,并有感于当时中土佛学“时有乖谬”(《僧肇传》)的情况下,为拨乱反正,恢复大乘般若空宗理论的本来面目而作的,因此能在较高水平上把握空宗理论的精神,摆脱“格义”等方法的影响。 僧肇哲学的思辨方法,来自于大乘空宗理论的中观思想。龙树在《中论》中对中观思想有集中表述。龙树讲二谛,他认为对佛说要分别看待,有时佛以世俗谛说,有时以胜义谛说,二谛之说,原已有之。世谛所解之理,是常识,可以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使大家有所解悟;而胜义谛,亦即第一义谛,是要凭“现观”才能得到的,但别人要理解它,也离不开语言亦即世谛,所以说:     

一个极具特色的佛教真理论──智的七种二谛说和三谛圆融说

智对二谛提出了特殊的见解，与“化法四教”相结合，以说明“四教”的接引贯通关系，是佛教真理观的新创造。其三谛圆融说自觉地发展了大乘中观的真理观，这是中国佛教真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型，也是智对佛教思想中国化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存在论区分与二谛论--对海德格尔与大乘佛学的比较研究

"存在论区分"和"二谛"分别是海德格尔和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概念.本文作为一种对话式的比较,通过揭示存在论区分的佛学意义以及二谛论的存在论区分意蕴,力图使两种思想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一方面,海氏对存在者与存在自身的区分,就是"有"与"无"的区分,其基本精神与佛教二谛论的"空"、"有"之辨一致,也旨在克服对"有"的执著而达到对"无"的证会.另一方面,二谛论也是一种存在论区分."空"也是存在的本质和真理,也包括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空"作为"无住",还与海氏的"无化"(自由)一致.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无"的理解不同.     

净土宗对印度佛教“业报轮回”主体的改造——从“业报轮回”主体的发展看中印佛教的不同

业报轮回主体在印度佛教发展中经历了由“业”的承受者转移到“补特伽罗”，由“胜义补特伽罗”转移到“阿赖耶识”的发展路径；业报轮回主体理论在中国佛教的引入与发展是由慧远完成的，创立了业报轮回主体的“灵者”说，后来被昙鸾、道绰和善导运用于“往生”这一净土理论特质，对“灵者”作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阿毗跋致”的安置，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佛教中的业报轮回思想；本文从业报轮回主体理论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不同发展，进而指出中印佛教在神灵观、轮回主体产生与发展路径等方面的不同。     

支遁诗文援《易》解佛探幽

东晋高僧支遁留存下来的《支遁集》存在大量援引《周易》词汇的现象。从支遁诗文援引《周易》义例中可以看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中国僧人是通过“格义”方式解读领会佛教理论的。一定程度上,《周易》与佛教的思想相通是支遁对《周易》思想熟稔运用的基础,支遁个人对《周易》的学习与接受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红楼梦》与佛道文化

《红楼梦》与佛道文化王平作为文化形态的佛教、道家与道教，有各自的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从思维方式来看，佛教主要是以非理性的神秘的直觉主义为特征。在价值观念上，佛教以“四圣谛”为基本内容，认为“诸法皆空”，...     

从佛教医学看佛教

佛教经典中含有大量医学方面的内容。佛教医学中 ,既有对各种疾病治疗方案、方法的叙述 ,也有对各种药物使用、存贮等方面的规定与说明 ,更有对佛教教义的宣教和体现。佛教教义的四圣谛、因缘生起、四大和合、业报轮回等观念 ,被有机地溶合到了佛教医学之中。佛教医学内容反映了人的本性要求 :关爱生命、征服疾病、实现自我。     

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哲学思想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最具特色的流派.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在哲学上一般都是坚持缘起性空,而惟独此派认为世界是"他空"而不是"自空",是法空而法性不空,并从这一视角赋予了大乘佛教"二谛义"和瑜伽行派"三性说"以新的含义,表现出了鲜明的理论特点.觉囊派的认识论也是唯心主义证悟论,认为佛教有自性,如来藏为法界之种子,含有自觉智,众生能否成佛,仅在迷悟之分,因、果、道三者之关系足以证明这一点.觉囊派在密宗教法上主张显密兼修,身心二元,与其他教派毫无二致.     

论梁武帝的"神明"观及其佛性思想

萧衍立国后组织辩论,驳斥范缜的《神灭论》,并写下《立神明成佛义记》,阐述其佛性义.他坚持"神不灭"论,引儒家祭祀以重孝道进行说教,且从佛教义理的角度展开论证,将佛性问题引入心性研究.萧衍的"神明"观及其佛性思想具有融合儒释的鲜明特色,从中既可了解南朝士人对涅槃学说的接受情况,又可追踪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细节.     

儒佛交融与朱熹心性论的形成

心性论是理学的主题。而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形成渊源则要追溯到佛教传入以后儒佛关系的演变过程,儒佛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而不断改变自己,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又对中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从儒佛关系的角度,分析佛教哲学在传统儒学影响下逐渐心注化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探讨朱嘉既吸收佛学的理论精华又超越佛学建立心胜论的理论过程。     

追本溯源 去伪存真——评《三论宗源流考》

三论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产生的宗派之一，因以专弘般若三论──种论》、《百论》和计二门论》而得名。其教义主要表现在“二谛”、“八不”和“中道实相”三大方面。从印度佛教发展史来看，大乘思想的出现，尤其是般若类经典的出现，是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转折点。这种主张“一切皆空”的理论，最初是为破小乘指派中执实执有思想而产生的，后至公元二、三世纪，被龙树、提婆发展为“非有非无，不着两边”的中观学派（中国学者称之为空宗），从而使大乘佛教步入成熟形态。而在中国佛教史上，般苦类经典则是最早译入的佛教经典之一，也是…     

自空他亦空——宗喀巴对“他空”见的批判

“他空”见是藏传佛教觉囊派的主要哲学见解。但在宗喀巴看来，根本没有“自空”与“他空”的分别，因为他性于他亦是自性，所以不仅自性空他性亦空，即“自空他亦空”（毕竟空）才是佛陀之究竟了义说。宗喀巴认为，觉囊派将佛陀在第三转法轮时所宣说的权便义即常恒坚固不变之如来藏等胜义有，误认为是如来如实言而判为究竟了义说，实质上是于性空之空执为谛实或见为实事，是遮破太狭，故必堕常边。     

试论晏殊词的空幻情结

由于受到佛教影响,空幻情结使晏殊词的情感体验和表达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以入世的热烈情怀,照破有情世间之空幻实相,时时谛观身心当下的每一丝悸动,将其化为俊拔、超越的审美艺术境界,是晏殊词独特风格之所在。     

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数论哲学中的复杂性思想

古代印度的数论哲学以自性为本的世界整体统一性的观点,25谛从自性始依次转化生成的系列关系的理论,25谛有显和未显之分的描述,以及因中有果论的机械预成论的全息论思想,等等,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信息、系统、复杂性的思想.     

普陀山佛茶的历史发展探究

普陀山佛茶,又称普陀山云雾茶,产自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佛茶"香清可散净心中妄念,至味能悟得佛法妙谛",是普陀山千年文化的沉淀,是圣山禅门智慧的升华.茶随佛而来,伴佛而生,为参禅之辅,礼佛之备,也是世人品评的佳品."茶佛一味"、"茶禅一味".本文从普陀山佛茶与佛教的历史联系对其进行探究.     

道家消长律与佛教缘起法之哲学比较——以《老子》与《中论》为主的考察

道家与佛教皆被视为有智慧的哲学学派或宗教,但两大传统的核心思想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呢?将《老子》之"道"所呈现的两两消长之律,以及《中论》的"空"所要展现的缘起中道作一对比,可以析探早期道、佛核心义理系统各自的特色。就《中论》而言,万物间皆是因此故彼的因缘和合,就《老子》来说,万物皆在此彼的盈虚消长之中。佛教的因缘理论与道家的消长之道,虽然在表面上可有相似之处,如共同指出无常变化为世间的现象,但细部而论,佛教的此有彼有的因缘法则、因果律,与道家的此有彼无的消长律,实则并不相同。《中论》上承阿含、般若等思想,表达印度佛学中道不二的意旨,使能舍离二边而从苦难中解脱;其所谈的因缘,牵涉到的法义是四圣谛、十二因缘、空、假名、二谛等。但《老子》象征中国哲学的思想传统,与《庄》、《易》等书开展出阴阳、有无等的两仪、两极、两全或两行之道,重视两两关系间的变化、辩证以及和谐、统一等,所论的消长之道,关联或延伸的哲学概念,乃是道、自然、天人、刚柔、动静、阴阳、虚实、有无等。就此而言,中国老学及道家哲学的两两、两仪之道,与印度中观学和佛教思想的不二中道、不二法门,各自成为不同面向的智慧典范,以因应人生的不同课题。     

良知与如来藏——以本觉为中心

良知概念源出于孟子,经王阳明提炼改造为心之本体,其灵昭明觉贯通凡圣,而现实人生中,良知又为私欲、妄念等蒙蔽,故需致良知之功夫。这种本觉、不觉与始觉的模式,同样出现在如来藏佛教思想中。由《如来藏经》滥觞,经《胜鬘经》发展,完整构建于《大乘起信论》,给予中国佛教深刻影响。此模式,贯通儒释,谓为广义中国哲学的内核。     

从汉译《阿含经》考察早期佛教孝道思想

佛教早期经典《阿含经》中记载了佛陀关于孝道的起源、具体内容以及报应的基本思想。早期佛教孝道思想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佛教孝道与信仰密切相关,二是佛教孝道与戒律密切相关。而早期佛教孝道思想与中土孝道思想比较,也存在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