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代表学者科西克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深度融合,深入捷克社会主义政治、日常生活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展开批判,提出了"结构辩证法""辩证意义批评"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命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理论范式,彰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多元开放、实践与人道主义的批判特色,对于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社会学及其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之一。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文本形式中心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因而成为一种广义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这两个方面都对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艾布拉姆斯是“新批评”吗?——与陈晓明教授商榷

艾布拉姆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论家,国内学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对其著作进行了译介,他的批评理论尤其是文艺理论“四要素”——“宇宙”、“受众”、“作品”、“艺术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遗憾的是,陈晓明先生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一文,对艾氏的身份定位、批评理论等关键性论述,还存在着不少可商榷的地方.因此,厘清艾氏的“身份”定位以及其批评理论之旨趣等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能够加深对艾氏批评理论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界进一步开展艾氏的研究打下基础.     

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是明确了文艺理论工作的正确方向,出现了一大批相关学者和论著,比较文学恢复迅速,成果可观.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理论体系方面,有较大拓展,在文艺学学术史、美学、文艺美学等方面,都有新成果.做好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批判吸收外国文论的科学内涵和实事求是地总结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经验与教训,把这三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是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能否取得关键性成果的关键.     

《文艺阵地》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

<文艺阵地>作为一个以理论批评为主体的文学期刊,在其出版的5年中先后组发了一大批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引领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方向,在中国文坛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文艺阵地>的理论批评不仅捍卫与发扬了"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原则,而且扬弃与消解了战时"旧形式"、"公式主义"等浮泛的文学创作之风.由于特殊的时代社会环境,<文艺阵地>的理论批评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缺憾.     

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西方叙事学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就吸引了各界学者的研究与运用,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给中国文学批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对复调现象的把握、对叙事时间的考察、对叙事策略的重视上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文本艺术建构的重视,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视野,改变了他们考察作品的传统视角、扩展了文学批评的关注对象,并促使中国文艺理论家们注重对文学叙事的跨学科研究,深化了文学的人本研究,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为中国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1917—1927：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引进

“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其来源是多方面的,译介的范围既有对日本、欧美等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的输入,也有对其他一些弱小民族的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吸纳。正是这宏阔的译介眼光,为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与突破传统的文艺理论框架,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多元化格局,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6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

文章分三个阶段回顾和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翻译出版国外重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的情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翻译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外文研究成果不是太多,且主要以批判为主。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9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沉寂已久的学术研究活动开始复苏,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推动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阶段是1998年至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才的不断成长,译介工作走向繁荣,翻译出版的国外研究论著越来越多。此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在进一步吸收和学习国外学者研究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对他们的观点给予更加深入的思考。中国学者对海外学者的观点所抱的态度已趋于理性,不再盲目地批判或接受,而是在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反思后提出商榷或驳议。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以英国文化主义为参照

鉴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文艺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如此一来,原本极具批判性和跨学科特色的文化研究在耦合中国的现实接受语境时,某种程度上被蜕变为与文学研究争夺学科阵地的理论话语.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大多局限于结构主义范式之后,更多地亲近于媒体研究和社会学,而离文学愈益疏远.因此,要深入探析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嬗变及其二者之间有意味的结合,就无法避开对英国丈化主义作一番回溯与思考.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围绕"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关系"的论争,亦可从文化研究的"前史"和源头--英国丈化主义那里获得诸多启示.     

现代文艺学建构视野下的瞿秋白文艺思想

瞿秋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其文艺思想非常独特而富有创见。我国现代文艺学草创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过“五四时期”学术典型的初步建构，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40年代，各种不同文论话语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出现了各种“主义”的译介热潮，其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影响最为深巨。瞿秋白是马列文论“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和伟大开拓者，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主要奠基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中介人。     

关于未来文艺理论走向的思考

以“五四”为开端的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在新体系的建构中表现出了借鉴外来思想和反抗传统文化的双重特征。这种倾向虽有对“文以载道”之封建观念进行批判的进步意义,但在其当代的理论延续中却日益暴露出了学术上的偏见。尤其是在今天,一种大力引进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所谓“后现代主义”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而回眸历史,吸收古今中外文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应成为下一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美学"——兼评朱良志教授著《中国美学十五讲》

"中国美学"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是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出现的理论范式.中国美学的研究必然在"世界美学"的语境中展开,由此产生的难题形成了连通宗白华与后辈研究者的理论轨迹.对今天的中国美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标举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的当代价值,而是从一个个理论细节入手,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理渊源的知识话语在美学这一场域中的碰撞与融合.     

论后现代主义及其对中国文化影响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自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哲学与众多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体系的综合反映,对此剖析必须有宏观、中观与微观等多项思维,并以根本制度变革为基础对其加以批判改造.     

选择:历史与现实的回应——延安文艺理论与左翼革命文艺理论之比较

延安文艺理论,特别是作为其主要标志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20世纪中国革命文艺史上的重要理论现象。它的出现,标志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反映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历史等关系转换的新趋向。《讲话》及延安文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美学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五四和二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理论的直接继承,又是对中国新文艺理论的历史性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相结合的时代趋势。其巨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开启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新路径.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特征和历史命运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思想支援;而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变迁又促使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开,这种展开对有效地批判形形色色的虚假意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意识形态"(Ideology)的流转

从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开始到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术语,就与文学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特拉西发明的语言符号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前苏联意识形态文论到中国意识形态文论,又从意识形态文论到审美意识形态文论,就是关于意识形态与文学的一种知识谱系发展过程.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作一个谱系学的考察,有助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时也有利于对当前文学状况的思考.     

福本和夫主义、新写实主义之于中国"革命文学"

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 ,深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以太阳社、后期创造社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 ,在译介、借鉴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 ,指导本国创作时 ,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理论消极影响的印痕 ,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福本和夫主义以及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吸收和创造性运用上     

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研究——十八世纪西人眼中的清朝司法

国内外学者对清朝司法的域外形象缺乏深入关注,但就实际情况而言,早在18世纪,西方人士就对它做出了褒贬不一的评述.西方人不仅承认清朝司法总体上的合理性,而且还认可清王朝法典对社会、对老百姓的公平性.其评述还体现在对法律制订者和执行者的认可上,体现在对审判制度、死刑制度、监察回避调动制度以及对狱政管理的认可上.其负面评述是,司法中的滥刑行为,监狱的黑暗,司法受贿或花钱替罪,并对司法审判中连带责任行为、民刑不分的批判.西方人的评论有几个特点:18世纪中前期与18世纪后期的评论是有区别的;正反两方面的评价相互掺杂;相互冲突的评论也大量存在.由此可看出,西方对以司法制度为代表的中国体制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由朦胧到清晰,再到批判的过程.这一认识上的变化是与西力东渐下,西方殖民势力日渐加强对中国的渗透密切相连的.     

相通的灵魂与心灵的呼应: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法国20世纪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迄今已有八十余年历史。此间,纪德在中国不断地被介绍、评论和译介。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更是被一译再译,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自不同译家。其思想和创作历程也逐步为中国读者认识、再认识。纪德在中国遭受过误解、曲解乃至批判,但是总的说来,这八十多年是中国学界对纪德不断认识和加深理解的过程。中国学者对纪德的理解与把握,不是对法国文学界的盲从,也不是各种声音的简单回响,而是从各自的角度走进纪德的世界,表明对纪德的不同理解。无论是对纪德思想与作品的评价,还是对作品的选择,中国学者都充分表现出目光的独特性和选择的多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