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诗歌实验——以毛翰《天籁如斯》等多媒体诗歌为例

网络化时代的今天,在诗歌民刊网络化与诗人创作网络化之外,海峡两岸另有一些诗人以"多媒体诗歌"这一新颖的形式,力求突破传统的诗歌创作,并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诗人毛翰先生的多媒体诗歌实验在网络时代"多媒体新诗"创作潮流中颇有创新之处,这种多媒体诗歌实验,展现了网络时代中国诗歌发展的广阔空间与乐观前景,既有引领新潮的前沿性探索,又传承了中国传统诗歌与音乐、书画紧密结合的传统。     

诗歌民刊与网络诗歌的“崛起”——诗歌传播方式变化之于新世纪诗歌的意义

新世纪之初,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中国新诗在传播方式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诗歌民间刊物和网络诗歌悄然“崛起”,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为诗歌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不同,而且对于诗歌的精神面貌、思想质地、艺术品质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推动和加速了诗歌艺术的变化与创造,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革命性的。     

从共性和个性看汉英诗歌的可译性及其障碍

诗歌的可译性历来颇具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人们对诗歌翻译的认识还欠深入 ;其二 ,诗歌翻译的实践还不尽人意。文章试图讨论汉英诗歌的一些共性和个性特征 ,并由此分析汉英诗歌翻译的可译性及其障碍     

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的中心与边缘

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性可以从世界诗歌与中国诗歌、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文学与诗歌三个维度来考察。不论在哪个年代,不论我们的考察视域有多大,也不论冲突双方的身份是什么,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所发生的历次论争的本质皆是各种文学力量在三个维度中的冲撞与角逐,从而引发由"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具有方向性,而且具有历史循环性。同时,所谓"循环"也并非无意义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能够让诗人和学者们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反思、批判和自省,最终以时代的精神重建完善的诗歌标准与传统。     

论唐太宗李世民的诗歌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唐太宗的诗歌持否定态度，本文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客观的。他的诗并非宫体之作，而是以显著的政治色彩，典丽堂皇，气魄雄伟的风格，清新刚健的诗风，对唐诗的繁荣、唐诗的风格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他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和否定的     

新“声”奇“色”——从《死水》看闻一多诗歌的“音”与“画”

文章以《死水》为例，展示、分析和充分肯定闻一多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音乐美”、“绘画美”的独特创新贡献，进而形成其诗歌全新的审美效应。     

网络诗歌之管窥

二十一世纪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各种媒体迅猛发展,这其中,网络媒体以其特有的海量性、自由性、互动性、即时性等特征成为了个中翘楚,而诗歌作为人类文明花丛中的一朵奇葩,亦免不了要与网络相融合.作为诗歌与网络结合的产物,网络诗歌从诞生起就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在现阶段,我们也唯有正视存在的问题并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与最佳的契合点才能实现诗歌与网络的完美结合,并进而推动中文诗歌的可持续性发展.     

18世纪英国诗与我国唐诗、宋词相似性漫议

本文介绍英国１８世纪桂冠诗人华滋华斯的《失去的爱》与我国唐代诗人崔护的《唐诗记事》、陆游的七言绝句《城南小陌又逢春》和朱淑贞的《生查子．元夜》的对比研究,从中找出跨越不同文化的共同的构思规律。     

在比较中思考、前行——2016年外国诗歌研究综述

2016年中国学者在外国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外国诗歌文本研究、外国诗歌比较研究、外国诗歌翻译研究三个方面形成了特点与优势,然而在诗歌历史研究、诗歌理论研究和诗歌热点问题研究方面存在严重不足,批评方法也有待改进,研究对象有待扩展,研究深度也有待拓展。     

青海，作为诗歌的隐形支柱和能源——罗鹿鸣诗歌的背景性解读

罗鹿鸣诗歌写作中,青藏高原不仅是他诗歌的重要场景,也是他诗歌力量的隐形支柱。2012年以来,他重新写出了一大批高原题材的诗歌,它们形式单纯,意象清晰,气息通畅,其早年的尖锐与激越逐渐淡去,代之以诸多蹊跷的形而上意味和从容,关注着人生的价值困惑与意义虚无。     

我们是否夸大了"裂变"?

新诗与古典诗歌不同,新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对这种"裂变"和"差异"的过分夸大导致了某些新诗人漠视传统诗歌文化,追求"从我开始"的"弑父"式写作,从而造成处于"无根"状态的新诗创作永远在低水平上徘徊。新诗以自身的"新"的"传统"丰富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内涵,但它依然是中国诗歌传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转换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意象是诗歌的要素之一,但由于不同文化在诗歌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因此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意象是否可以转换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探讨,认为“形神兼备”是诗歌翻译的理想境界,但在诗歌的实际翻译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变通与转换,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语言的语言迷途——当代诗歌考察笔记之五

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当下以口语写作为中心的写作现象自然地保持了距离,通过语言对虚无性的深度体验与精神探索,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的可能,李心释所具有的语言学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书写有效地深入到诗的语言内核,对当代诗歌写作、诗歌史的诗学建构、以及诗歌突破文体边界走向当代社会与生命意识的建构,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话语启示。     

诗人在黑夜里喊故乡——田禾诗歌创作论

田禾的诗歌创作是湖北诗坛的一大收获,他的诗歌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农村社会和生活,并用诗歌的语言深刻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乡土农村的景象。田禾的诗歌在现代诗歌艺术的开拓上也有所建树,在当代诗坛,无论从对中国乡土的观察力度来说,还是对中国乡土诗歌的美学开拓深度来说,田禾都可称为一个代表,值得进行系统分析。     

当代诗的"传统"

当代诗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拒绝"传统"的历程。"外国"、"西方"已经对当代诗人的文化记忆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强烈暗示。这种暗示已经超出了写作本身,而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诗歌的一种"传统",像血一样,与当代诗歌化在了一起。     

三曹三辨

本文对于钟峰《诗品》及以往文学史著作中扬曹植贬抑曹操、曹丕的评价进行了辨析，根据曹操的政治思想及其四言诗创作、曹丕的文学思想及其各种新体诗创作、曹植在逆境中的发愤为诗，认为曹操诗以气胜，有英雄气；曹丕诗具唯美倾向，有公子气，文士气；曹植诗则有郁结不散的不平之气。又进一步指出：冲决儒家思想的桎梏，气夺群雄而开一代新诗风，此功非曹操莫属；开导文学自觉意识，发展新的诗歌文体，当是曹丕的不朽业绩；以其特殊的境遇而创造了领袖一代的杰作，则要首推曹植了。曹氏父子，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全方位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向前发展，后人应对他们作出不失偏颇的全面评价，才是公正的历史态度。     

爱默生诗歌与诗学理论管窥

爱默生坚信世界是象征性的,自然是人类精神的化身,是个象征体系,具有象征意义。人们可以在自然中发现人的理性光芒。主张人们抛弃惯例和经验,寻求一种超验的自由心智,通过直观去感受世界,追求真理。由于诗人独具慧眼、至高无上,因此惟有诗人才是宇宙的亲知者,才能刻画自然的表象,才能揭示事物的真理。     

黄生《一木堂诗稿》初探

《一木堂诗稿》是黄生思想历程的真实记录.作为易代之际的文人,他用诗歌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其中有对故国家园的缅怀,有对社会黑暗的愤慨,有对家人朋友的思念,有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些诗歌对黄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存在,“不愿恩星守财帛,但愿诗名蔽天壤”,诗歌不仅是他精神上的寄托,更是他生命价值的体现.     

诗歌典范和诗歌期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忧思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教材成为“诗歌典范”，显现了传统、正统且主流的诗歌趣味在历史延续中的强势。这一“诗歌典范”的树立，曲解了诗篇本意，简化甚至扭曲了诗人形象，并无视或舍弃了海子诗歌创作中“异端”和“新创”的东西。这样的“诗歌典范”培养着人们的“诗歌想象”和“诗歌期待”，影响了人们对新兴诗歌现象的创造和认同。这一“诗歌典范”的塑造方式竞能大获成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并令人忧虑。     

中国诗歌翻译的文化差异问题

翻译中国诗歌是一次挑战性的经历,特别是译者努力地去保留原文的意境和生动的联想意义时.翻译中国诗歌应该留意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比如音律差异、字词差异、专有名词、典故和风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