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的传统:民国时期成都的“木书业”

"木书业"即雕版印刷业.民国时期.由于成都有雕版印刷的传统,加之社会对雕版印刷书籍的需求,以及雕版印刷比机械印刷成本低廉、简便灵活等原因,使成都的"木书业"久盛不衰,在当地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成都"木书业"虽然数量遥遥领先,但多系资金薄弱的小型店,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成都"木书业"出版了内容包罗万象的各种书籍,为便利民众生活.保存古籍,传播四川的近代文化.支持私塾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扬州雕版印刷志略(一)——清代官刻本、坊刻本

扬州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雕版印刷为历止文化名城扬州重要文化特色之一。它为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整理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作出了贡献。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达,官刻、家刻、坊刻皆盛,且颇多善本,以是与苏州、南京并列为江南三大刻书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雕版印刷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1960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刻印木版古籍为专业的出版单位——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建立及其对古文化的贡献,在扬州雕版印刷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     

宋代书籍设计、插图及美学特征

宋代雕版书籍之设计一般而言体现出朴实之显著特色。这同雕版技术及雕版书籍最早发明于中国民间及其农业文化具有渊源关系。宋代奠定的这种朴实的书籍形制设计理念,使得书籍得以广泛传播,真正成为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大众媒介。宋代确立了雕版印刷术普遍采用后中国书籍的基本形制。宋代雕版书籍确立了书籍史上最早的平装典范。宋刻书籍,采用不同字体、不同字号以及特殊的标识符号区分或标示不同的编辑语言,使版面上的编辑语言及其功能十分明确。这种编辑语言及其书籍体例奠定了中国古代雕版书籍版面编辑语言的基本格局,为之后中国雕版书籍一直沿用。宋代书籍插图已比较普遍。插图的普遍应用,使得宋版书籍图文并茂,不仅书籍内容更加完整,意义更加丰富,而且书籍的视觉效果和阅读效果也更加理想,书籍文本知识和意义的传播也由此变得更加生动、直观、多彩。宋版书籍最入目者,正是其风神别具——没有二种书籍书刻之字体完全相同者——正字书体的美。宋代书籍之美,乃在于其书籍内在的宋代文化精神之美。     

雕版古籍“墨等”考——以影宋明州大字本《徐公文集》为例

雕版印刷的线装古籍书页上,常有＂墨等＂出现。本文以影宋明州大字本《徐公文集》为例,考查了＂墨等＂现象的形成原因、后代版本的校勘订讹演变情况。讨论了古籍印刷及古籍装帧与当时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     

古代"佣书"活动与出版编辑的产生

古代抄书活动是书籍出版活动的萌芽。出版编辑活动在雕版印刷出版活动中发展成熟。出版编辑应是在古代雕版印刷出版活动之前的抄书活动中产生的。从古代“佣书”者的文化背景和佣书活动的史载中,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论雕版印刷术原理发明于汉代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核心是雕版印刷术原理的发明。雕版印刷术是一项伟大的科技发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国家,发明时间为公元前2世纪之末的汉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二件雕版印染品,已经完全具务了雕版印刷术的基本科学技术原理。汉代雕版、套印、用色、连雕带套带敷、镂空版套印以及“夹缬”诸项具体技术的应用,已经包括了宋元明清时期雕版印刷术在图书出版领域中各项主要的技术。雕版印刷术原理分别在纺织品和纸张上先后呈现出灿烂的文明之光。     

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

本世纪以来,在西夏故地的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计有数千卷之多,还有版画、雕版等,大大丰富了中华古籍的宝库。本文通过已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西夏的刻书印刷事业作了概述。西夏重儒兴佛,发展文化教育,大量刻印各种书籍,其中有国家法典、字书辞书、儒家经典等,而以佛经最多;用西夏文刻,还用汉文、藏文刻;不仅官方刻书,私人、寺院也刻;不仅有已经盛行的雕版印刷,还有当时最先进的活字印刷。西夏书籍装帧形式富于变化,版面设计别具特色,反映了西夏的人文形态和文化面貌。西夏后期仁宗时期,是西夏刻书最为繁荣的时期;西夏的刻书印刷中心,在京城兴庆府。     

六十年来山西新发现的我国古代印刷品综述

本文为资料性综述。全文共分佛教经典、孤本和稀见本古籍、其它印刷品、版画与套板、雕印用母板等五部分。文中列举了众多罕见的中国古代印刷品实例，并对每种印刷品的发现时间、地点、残存情况及其主要特征，均一一作了简要介绍。最后分析了山西之所以能够发现如此众多的中国古代印刷品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等诸方面的因素，及其在学术上的主要价值和意义。本文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佛经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代时期吴越国印刷文化传统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因为它秉承晚唐印刷技术而来,又奠定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吴越国是这一时期具有印刷文化传统的重要国家,由于其保土安民的国策,对中原正统强国纳贡称臣,加之与书籍印刷相关的文化移民的涌入.从而导致晚唐延续而来的书籍刊刻文化在这一地区得以平稳发展,并为北宋时期的书籍刊刻准备了从印刷书籍母本到书籍校勘、印刷人才及技术的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印刷文化与传统.     

藏古籍辨版本

古籍收藏是继字画、瓷器、邮币卡后又一百姓收藏投资热点。了解一些基本的古籍版本知识,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能从浩瀚的书海中挖掘出具有投资升值潜力的古籍,对于我们鉴藏古籍、选准投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古籍图书总体是以雕版印刷形式为主的木刻本。木刻本又根据不同情况分成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几种不同的版本系列。     

明清佛山木版印刷初探

佛山木版印刷源于宋代,兴于明代,盛于清代。清初成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生产基地之一。从清代中叶起,佛山和广州、潮州一道,成为广东刻印书籍的三大中心,也是广东最重要的商业化木版印刷品集散地之一。在以往对佛山木版印刷研究基础上,发掘历史资料,考察访谈印刷遗迹和印刷艺人,对比分析木版印刷制品,可以发现,佛山木版印刷地位的形成,是和明清时期佛山对木版印刷的现实需求、良好的手工业环境和商业环境分不开的。     

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

出土刻本主要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特别是集中在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大量出土刻本残页的存在,说明伴随“丝绸之路”的发展,曾产生过一条以传播刻本为主的“书籍之路”。黑水城出土的一组宋刻《初学记》残页便是“书籍之路”上保存下来的具体而微的文化遗存。黑水城出土《初学记》与日藏南宋本《初学记》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版本关系,前者的刊刻地点应为福建建阳,刊刻时间的上下限在南宋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47）。宋元时期由江南通往塞外的西北线“书籍之路”的形成过程是中原文明向西域地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籍之路”在西域华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

目前学术界以为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英国人翟里斯写的，出版于1901年。其实，1880年由圣彼得堡斯塔秀列维奇印刷所出版的俄国汉学家王西里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才是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公共文化视角下梁平木版年画整体性保护研究

梁平木版年画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俗性公共文化,既具有文化遗产具体可视的物质属性,又包含民间信俗、制作技艺等非物质的文化属性.在新时代背景下,梁平木版年画传统保守的生产模式很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导致其创作生产萎缩、日渐衰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文章从活态性、地域性、系统性角度,论述了对梁平木版年画的完整性、关联性、综合性保护,以保持其公共文化遗产的本真性、独特性、可识别性,激发其创作、生产活力,增强群众参与度,体现其公共文化价值,从而实现对梁平木版年画的整体性保护.     

中国古代图书馆开放问题商榷简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界一直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学者从近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性特征考量，不承认中国古代存在图书馆。图书馆的公共性、开放性，形成于近代的欧洲，它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应用，图书的大量印刷；二是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中国古代图书馆是有限开放的，并非只藏不用，应客观看待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开放性问题。     

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述略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汉文译著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刊刻者和刊刻情况进行梳理后发现,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主要以四川、江苏、云南和广东等地为中心,其他地区亦有零散刊印;主持刊印者多为教内人士,亦有商人和武职人员等。     

从稿本到刻本:《抑斋日记》版本衍变考察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人武谦《抑斋日记》稿本一部二十四册、抄本一部一册、刻本一部一册，清晰显示了该日记从稿本到刻本的衍变。将三种形态的日记文本进行比对，发现在版本转化过程中，稿本中特有的文献因素和部分有价值的史料内容被剥落，文献的体例由以“时间”为纲转化成以“类目”为纲，而抄本中的批注、浮笺、圈点等，则具体揭示了这一转化过程。借此样本，可以一窥文献形制在转化过程中的沿承和变化。     

量化统计与文献考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籍贯刊误的考察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明清进士的重要样本采集库,对于学界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众多学者根据该书所载明清进士的籍贯进行分省、分地区统计, 以期发现古代人才的地理分布规律。但是,至今尚未有人撰文探讨过该书的进士籍贯刊误以及此类刊误对相关量化统计研究有何影响的问题。这些刊误,主要表现为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和省内籍贯刊误两大类。本文并指出其他3类刊误的表现形式。     

藏书楼对近代编辑出版业的传播影响研究

藏书楼作为典藏古代文献的特定场所,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促进近代编辑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清藏书楼及其刊刻出版历史是最为活跃、最具个性的时期。此期形成众多著名出版中心及刻书业集散地,刻书内容包罗万象,精校精刻久负盛名;影刻技术使影印本成为重要版本类型,且活字、套版及版画印刷术都有长足进步,呈现出版技术多元化状态,对近代出版技术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明清重视文化成果的典藏整理、编纂及出版,编辑出版业进入创作旺盛期,刊刻出版了量多质优的文化成果,可谓我国手工业印刷之集大成,对典籍保护与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藏书楼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对中国出版之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