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平木版年画概述

三峡民间美术——梁平木版年画是一种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此,从历史、人文、特定的地理环境及产生的历史条件出发,探寻梁平木版年画的文化内涵、艺术特点和制作工艺及发展、兴衰和现状等,并对这种非物质文化提出了继承创新的思考。     

渝湘两地木版年画的差异比较

重庆梁平木版年画和湖南滩头木版年画分别于2005、2006年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地的木版年画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也有差异性,滩头年画与梁平年画的起源问题也是专家一直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本文力求通过对两地年画图像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对梁平年画和滩头年画的差异性,以及发展性上做一个系统的分析与比较,并为今后研究和考察两地年画渊源、造型和工艺传承提供详实的文献信息资料。     

在社会变迁中重构公共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保护路径的再思考——基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案例观照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是传统社会的遗留物,而是区域社会民众共享的公共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立足于其公共文化的属性,通过契合当下社会的保护措施,恢复其公共文化的属性,在社会运行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共文化属性的恢复必须突破遗留物思维下的遗产观和商业化时代文化资本论的局限,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立场出发,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维系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推动全球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所在。     

吴百锁木板年画欣赏

绛州木版年画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山西省新绛县绛州木版年画研制所吴百锁及妻子李华数十年致力于绛州木版年画的抢救保护工作,专业从事绛州木版年画的收集、保护、传承、研究、创作。至今,共收藏古版600余块、老画、老画稿千余幅,     

凤翔木板年画与西府秦腔视觉图像的共生性研究

在中华民族灿烂绚丽的文化艺术中,各种艺术总是相互交织联系与影响着,它们从未单独孤立的存在过,戏曲与年画艺术更是如此。[1]本文以凤翔木版年画与西府秦腔为背景,运用历史文献学、比较分析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对两者深入研究,两者在地域文化背景、创作题材、视觉图像三方面体现出共生性特点,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共生发展。从而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贡献绵薄之力,更好地促进我国民间艺术的发展传承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保护的契合

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其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公法）保护的必不可少。而经济属性的实现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行为人会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对于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来说,不发生作用或者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对于靠市场吃饭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私主体则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经济属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使私权的赋予具有了必要性,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经济属性的开发有利于提升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的保护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契合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群众文化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为例

群众文化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逐渐完善,群众文化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逐渐向群众文化需求靠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利用需要以群众文化活动作为主要载体进行,由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作为保护传承及利用主体而形成三维构架体系。本文对重庆市九龙坡区各乡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措施进行探讨,详细梳理了群众文化服务中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的方式,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以文化权利为其法律基石,相关国际公约亦奠基于文化权利基础之上。基于基本人权的视角,作为客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样态、文化价值和人权意义等方面具有文化权利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主要包括:对自身文化享有权的保护;对文化身份权和文化尊严权的保护;对文化生存与发展权的保护和对文化活动参与权的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权利保护是国家文化主权特殊表现形态的体现。     

梁平木版年画

<正>梁平木版年画是盛行于重庆市梁平县境内的一种民间绘画艺术,已有300年历史,其继承了传统水印木板年画的工艺流程和川派雕刻技术精隨。内容包括门神、神话故事、戏曲故事等三类。构图饱满简洁,人物夸张变形,色彩对比强烈,动静处理得当,造型古朴粗犷。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梁平木版年画为     

文化的人本寓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非物质文化长期存在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之中,是实践活动的公共产物。从非物质文化到通过社会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最经济、可持续的方式来延续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根据文化的人本寓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并不直接体现于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属性上,而是体现在与日常生活以及外在客观力量的关联互动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依赖于国家在场提供文化传承发展的动力,而国家也必须迎合文化符号的运作规律,特别是日常生活作为文化传承发展场域的必要存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主体间的自觉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力,从而也能克服国家在场的客观性缺陷以及文化主体可能缺席的困境。     

非遗传承与基础教育的融合之道——梁平木版年画传承人莫绍萍访谈录

如何将非遗传承和基础教育这两大文化要素兼顾考量,实现完美融合,无疑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且亟待探索的问题。莫绍萍不仅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市级传承人,而且还是一位教育成绩卓越的老师和管理者,她让梁平木版年画这种传统艺术回归社会生活,融入教学,融入地方文化建设,实现了非遗项目的活态化。非遗传承的不仅仅只是一种技艺,而且还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人生态度,一种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人文精神,它让我们变得执着而坚定、善良而温暖、谨严而圆融。这些优良品质无一不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传递给学生的核心素养。正是这种合力和交集让非遗传承和基础教育找到了彼此完美的融合之道。     

梁平蓝印花布制作工艺恢复传承的思考

作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梁平民间蓝印花布,曾是深受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有过辉煌的历史。但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机印花布逐渐取代了手工制作的蓝印花布,梁平蓝印花布也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梁平蓝印花布的表现形式、造型原则、审美意蕴对于弘扬重庆本土文化,探究文化观念、美学观念及民俗观念都有重要意义,也为今天的设计和艺术创造提供了广博的新世界。因此,对其工艺的恢复、研究和开发显得尤为重要。     

从“意义混乱”到“意义重构”——从1949年来木版年画的发展看“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意义转换

人们习惯于将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意义固定的事物,忽视其本身意义变迁的动态过程,从而引发对于生产性保护中文化本真性等问题的争议。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的实践过程中,其意义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对木版年画意义变迁的动态过程和“意义混乱”现象进行考察,来探讨生产性保护中的“意义重构”问题,认为只有建构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重构为生产者、消费者和文化精英所共享的、整体性的新意义,才能在生产性保护过程中产生“合力”,让“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成为现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

随着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也由传统的口传心授向多元化发展。尽管随着时代的转变,传承人的主体地位依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键,但促进传承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直是非遗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积极营造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求非遗文化认同和活态性保护模式,增加传承人身份认同和传承的自为意识无疑是提高非遗存续力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下非遗传承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思考。     

产销视角下佛山剪纸的传承历史与保护绩效

作为国家级非遗的佛山剪纸因契合城镇民俗生活、商品市场机制和市井文化美学观的需要,不仅独具金碧辉煌、苍劲古拙的美学风格,而且积淀了因商而生、倚商而承的历史传统。由于它一直主要走的是产销结合的市场化路线,堪为非遗"生产性保护"实践的范例。因此有必要从商业情境入手,勾勒佛山剪纸的产销互动图景,考察其保护绩效,为手工艺类非遗保护提供参照。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关系研究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地开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的文化属性及潜在的经济价值两个层面具体解析,认为"开发"与"保护"二者之间自然蕴涵着和谐共生、内在一致的关系,这一理论认识是实践中有效"开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城市化的冲击之下,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消亡,遭到毁弃、随意滥用和过度开发。法律作为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却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执法建设落后于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以致法律保护还不能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生态场的恢复、整合和重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缺失给保护工作带来极大困难.而科学地恢复、整合或重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场,则是破解此难题的一把金钥匙.所谓生态场,即是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的整体性场景,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产生和传承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等诸多因素组合而成的立体空间.它们的合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生的首要条件,也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奏.为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场,基础尚好的,使其得以恢复;已分散的,就将其整合梳理;已遭破坏的,就要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