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说岳全传》成书年代新证

目前关于《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主要存在着康熙二十三年与乾隆九年两种说法.《说岳全传》为了避讳改“仪真”为“仪征”,说明其成书于雍正之后.目前《说岳全传》较早的版本为嘉庆三年的,如果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中间存在着一百一十多年的空白,这是难以解释的现象.而如果将《说岳》成书时间定为乾隆九年,则较为合理.《说岳全传》大量借鉴了“说唐”系列小说和《飞龙全传》的故事素材,而它们的成书时间均晚于康熙二十三年,因此《说岳全传》成书也不可能早于此时.《说岳全传》刻意回避宋金民族矛盾,说明它很可能成书于文网严密的乾隆年间.综合文字避讳、版本流传、故事素材、思想倾向等方面情况来看,《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应该是乾隆九年.     

罗含《湘中记》考——《水经注》征引文献研究之一

罗含《湘中记》是东晋地记的早期代表作,尤其以山水描写见长,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湘中记》是罗含在晋穆帝永和、升平年间任宜都太守时所作,大约于南宋末亡佚。该书现有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说郛》宛委山堂本等辑本,但上述各辑本仍有遗漏和不足。补辑辨正《湘中记》佚文,也是《湘中记》研究的重要方面。     

“岳飞《满江红》”伪托新考——袁纯是“岳飞《满江红》”肇始者

传世的“岳飞《满江红》”一词,首次出现于明代中叶袁纯编辑《精忠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余嘉锡等学者对此词著者产生质疑,相关争议至今未获得学界共识。在学界既有研究和争议的基础上,对比考辨“岳飞《满江红》”与史载岳飞诗文、元杂剧《东窗记》,同时参证《精忠录》编辑和刊刻的史实,可对该词非岳飞所作,做出进一步的文本研究,提供“内证”阐述。考辨可知,不仅“岳飞《满江红》”系明人伪托,而且伪托的肇始者就是以编纂《精忠录》而使该词“突出于明之中叶”的汤阴县教谕袁纯。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 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孤本传奇《八义记》与明代“赵氏孤儿”改本戏文

“赵氏孤儿”戏文是明代剧坛上流传甚广的经典剧目，有富春堂、世德堂、汲古阁等多家坊刻改本流传于世，杭州人徐元的《八义记》亦是其中一种。然清初至今，诸家曲目著录此剧多有讹误。最近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继志斋本《八义记》的再发现与回传，表明继志斋本即徐元所作。徐本与明代富春堂本、汲古阁本在主旨、情节和文词上都存在较大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文人化倾向。徐本的存在，不仅补上了南戏《赵氏孤儿记》向文人传奇《八义记》演进的关键一环，而且和其他三种明代坊刻“赵氏孤儿”所组成的文本群，成为再认知明代改本戏文形态和性质的代表文献。     

程公说与《春秋分记》

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程公说所著《春秋分记》九十卷,是宋代《春秋》学的重要著作。《春秋分记》在体例上借鉴了《史记》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颇为珍贵的是,《春秋分记》配有十四幅古地图,是名副其实的“图书”。《春秋分记》注重阐发“《春秋》大义”,全书贯串的“大义”集中体现为“大一统”与“尊王攘夷”,并且希望能够“经世致用”。《春秋分记》自淳祐三年（1243）刊刻以来,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今世所见《春秋分记》的唯一版本是《四库全书》本,而《四库全书》本系宋刻影抄本。     

屈辞篇目再探讨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两千多年来,屈原作品篇数与具体名目问题一直歧说不断,迄无定论。文章基于《九歌》篇数探寻,认为“九”当为确数,故《九歌》篇数为九,参之司马迁的记载,从而厘定出班固所记二十五篇具体名目。此外,屈原作品的命名问题历来亦纠缠不休,笔者综合各说,采用“屈辞”一语进行论述。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会真记》与《左传》——兼论元稹传奇创作的动机

《会真记》与《左传》的相关章节不但情节相似,而且文辞也相同;元稹早年明经及第,从他准备考试的科目来看,内中很大可能就有《左传》。综上理由,元稹的《会真记》与其自身经历无关,而是其学习经学以备科考时,依据《左传》所作的读书心得,故文中的观点以及思路均依《左传》展开。元稹之所以特别选择《左传》,又缘于该书在唐代中期的特殊影响。《左传》关乎唐代中期的新《春秋》学、古文运动,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发生。因之,元稹创作此文又有着自觉的政治创作动机。     

论《搜神记》中的现实题材故事

《搜神记》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志怪小说,《晋书》收录了干宝本人为《搜神记》所作的序言,指出该部著作的写作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当后代读者参考这句话来阅读这部小说时,对于这部小说的阅读视野往往会出现偏差,因为除了描写神仙鬼怪的作品外,《搜神记》当中实际上还保存了很多现实题材故事,这些现实题材故事主要有传奇历史故事、传奇人物故事等。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王安石《易解》与《孟子》的关系刍议

王安石推崇《孟子》 ,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 ,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易学上 ,王安石以孟子思想解《易》是学术新发展 ,对程颐以注《易》来阐述理学也有影响     

试析《谢天香》、《金线池》的幽默喜剧本质——关汉卿编剧艺术论系列之一

在关汉卿的《谢天香》和《金线池》杂剧中 ,无论是谢天香的聪明自卑还是杜蕊娘的心高气傲 ,也无论是钱大尹的工于心计还是石府尹的宽厚待人 ,或者是柳耆卿的呆头呆脑和韩辅臣的近乎耍赖 ,都是由他们的幽默喜剧性格所决定的 ,是纯粹的“这一个”(黑格尔语 )。作者对于这些尽管不无讽刺 ,但总体上则持肯定态度。剧中的幽默都是特有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每个人的喜剧性格都不会有任何混淆之处 ,都在展示某种“恰当中的不恰当”,“和谐中的不和谐”。毫无疑问 ,剧情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种幽默本质的体现过程     

论沈璟传奇《埋剑记》对唐人小说《吴保安》的改编

沈璟的传奇《埋剑记》系根据《太平广记》中的小说《吴保安》改编而成.作者通过“增”“衍”“删”“调”几种方法,使得戏曲无论是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还是主题思想的表达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从本质上说是与传奇生旦双线并进的体制和注重教化的审美功能密切相关的.     

王士《秋柳四首》“本事”说考述

王士《秋柳四首》释义之争构成近三百年来文学批评史上的一桩公案,形成十余种“本事”说。怀思故国说,为“明藩故伎”所作说,吊南明福王旧事说,咏明济南王故宫说,“南雁”指南都遗老说,“西乌”指顾炎武说,“枚叔”指钱谦益说,“福藩故伎”指郑妥娘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本文考察辨析《秋柳四首》“本事”说源起和流变,并认为诸种“本事”说,大都属于附会增饰之论,《秋柳四首》咏物写心,原无“本事”。     

《旗亭记》作者考辨

清刻本《旗亭记》以"雅雨堂两种曲"名义刊行,卷首未署名,因此其作者归属颇具争议。勾稽史籍、文集、笔记等并深入考辨后可知《旗亭记》原为金兆燕所作,后经卢见曾润色删改。《旗亭记》在作者归属上的争议,反映了清人著作权意识淡漠的普遍现象,而幕主与幕宾社会、经济地位不对等的主从关系,则是著作权发生争议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