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贵州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贵州省1978—2016年间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波动,而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主要源于自身。脉冲响应分析则发现,与贵州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比,贵州省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更明显。进一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贵州省经济增长能够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而固定资产投资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贵州省需要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增加有效投资,使投资和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中国的膨胀型经济波动及成因

通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波动过程分析可以看出,与1978年以前的经济波动不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波动表现为膨胀型经济波动。无论从总量上还是增长率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是GDP波动的主要原因,消费需求增长对GDP波动有“熨平”效应。旨在抑制经济膨胀的宏观政策,必须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之间做出权衡。     

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理论为依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是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越来越强。     

东北三省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考察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根据1985—2007年的数据对东北三省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支出和进出口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计量模型。目的是分析各种因素对东北三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第三产业对东北三省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投资需求扩张,也导致经济增长的波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北三省经济增长也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选取1980-2008年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是山西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以黑龙江省1990—2009年为例

为研究黑龙江省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选取1990—2009年相应统计数据作为样本,原始数据表明,黑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稳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提升,所占比重明显偏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投资和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居民消费的直接拉动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间接拉动作用较显著。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约在0.61左右波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的平滑值约在0.23左右波动。应注重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消费、投资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新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及其他分析工具,以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探讨新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实证分析表明：新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及单向的因果关系;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呈较大且持续的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随着时间的持续,居民消费的贡献将逐步赶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从长期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力最大。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较小。因此。若要使其经济得到长远发展,必须采取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提高居民收入以获得更多消费的若干对策。     

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根据重庆市1980—2015年的统计数据,由于重庆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所以将所选取的数据以1997年为分界点分成设立直辖市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进行分析,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图和方差分解技术,对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成为直辖市前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有差异的:直辖之前,两者并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仍有正向拉动作用;直辖之后,两者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和动态均衡机制,在这一关系中,虽然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都具有正向的脉冲响应机制,但仅有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兵团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总值增长关系研究

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着动态均衡机制,经济增长为资本形成和投资增量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增长可以推动投资更快速度的增长;同时,经过相对较长时间的资本积累,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文以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量化了兵团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出了建议。     

中国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与分析

文章对我国建设投资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的分析 ,建立了能反映二者之间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的误差修正模型 ,从而得到近阶段国民经济增长对我国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 ,反映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从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 ,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 ,还是建筑安装投资 ,GDP对它们的弹性系数都大大超过它们各自在 GDP中所占的比重。这表明建设投资能够高效率地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是刺激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苏台经贸合作的内外因素探析

江苏与台湾经贸合作20余年来,两地的经济联系与产业合作日益密切。自2002年之后,台商在江苏的直接投资一直遥遥领先于在其它省份的投资,两地的贸易份额逐步扩大。苏台经贸合作发展的内在原因在于台资企业自身的发展转型,江苏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与台湾产业的优势互补;外在因素在于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台湾政局的乱象以及国际经济的波动等。     

重庆地区三次产业的投资、就业与产出结构的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应用熵值原理全面衡量经济结构转型，通过设定投资结构转型系数、就业结构转型系数与产出结构转型系数等三个主要变量，分析考察了重庆地区1978-2006年在三次产业中投资、就业与产出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结构变迁并没有起到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但对三次产业产出的结构性波动表现了显著性的响应，同时，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的分布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内都受到各产业的投资结构与产出结构调整的诱导。     

最优国债发行规模与财政政策合理性研究

从理论上分析，当经济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时，才存在增发国债的必要性；从可操作层面分析，国债发行的最优规模应该等于满足各种投资需求并扣除了“消费基金”之后的银行储蓄余额。我国急剧增长的国债发行量已经超出了最优规模。持续多年的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由于未能及时作出调整，政策效果已经不明显，反而加剧了我国经济的波动，造成国民经济过热趋势。所以，必须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合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并将国债投资的重心转移到通过投资乘数的效应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之上。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源开发、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人力资源投资、固定资本投资和就业人数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不同 :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大于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从显著性上来看 ,财政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弱于就业人数和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因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有一个滞后效应     

房地产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拉动能力则主要依赖于非房地产投资。     

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52-2003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即GDP变化是引起教育投资变化的原因,同时教育投资变化也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1952-2003年,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4.4%,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以后,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了明显的提高,由改革前的22.8%上升到改革后的29.7%,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使用1995—2008年数据,研究广东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高等教育投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高等教育投资增加1％,GDP上升0．25％,但高等教育投资却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积极促进了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短期而言,高等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长期而言,高等教育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     

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基于对东部10省数据的聚类分析与因子分析

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纯数字层面上的经济增长,还体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切实的经济增长方式上。对地理位置在东部临海的10个省份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可以得到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影响。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的地区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应当注重改善利用外资的结构和效率,适度提高企业的负债能力,注意平衡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使用比例。     

人口老龄化、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投资（包括政府和个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老龄化则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不论是增加政府还是个人健康投资，均能有效削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向经济影响，但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会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被弱化。因此，应继续加大政府对健康保障领域的财政投入，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和健康保障制度，同时鼓励和引导个人健康投资，以实现经济增长与健康老龄化的双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