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行政垄断规制法的法经济学分析

行政垄断规制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垄断规制法的法律成本要远远高于经济垄断规制法。由行政法规制行政垄断比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能够带来更多的社会净收益,符合社会财富最大化的要求,是有效率的。因此,行政垄断必须由行政法律制度予以规制。     

产业政策限制竞争法律规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路径

我国的传统产业政策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和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缺憾。针对此问题,在推进产业政策向功能性政策方向转型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产业政策的权力干预本质、政策自身的内在缺陷以及政策手段的“侵害性”等限制竞争现象只有在法律规制之下才能得到较好的防范和控制。总体看,产业政策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路径,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立法、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的政府“自制”和行政垄断执法的外部监督三个方面。这三条制度路径在法律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完善。     

产业政策限制竞争法律规制的理论逻辑与制度路径

我国的传统产业政策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和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缺憾。针对此问题，在推进产业政策向功能性政策方向转型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产业政策的权力干预本质、政策自身的内在缺陷以及政策手段的“侵害性”等限制竞争现象只有在法律规制之下才能得到较好的防范和控制。总体看，产业政策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路径，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立法、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的政府“自制”和行政垄断执法的外部监督三个方面。这三条制度路径在法律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完善。     

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

社会和谐的关键在于行政和谐.目前,要促进依法行政,实现行政和谐,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正确认识行政执法的目的和功能,正确处理行政执法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变革行政执法方式,推动行政执法方式由分散执法向综合执法、由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执法、由高权执法向民主化执法的转变.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行政法思考

作为一项新兴的环境行政规制手段,排污权交易制度需要接受现代行政法上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其顺利推行应具备信息公开、听取意见和说明理由等程序要件。排污权交易实施后政府的重新规制应重视行政登记、行政合同等事后监督型和非权力性规制方式的运用。     

政府责任实现的调控机制研究

我国政府正经历着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责任政府"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地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必须建立健全保证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当前我国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至少应包括先进的行政文化、公开明晰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备的行政责任法律体系以及公众的广泛参与等四个层面.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府行为选择——以给付行政的发展为视角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政府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民众生存、发展提供各类给付,政府行为方式应从传统的高权性管理手段向柔性行为方式转变。因此,给付行政的发展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至关重要。从对象上看,给付行政应分为对个人提供特定形式的给付和通过兴建公共设施等形式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给付两种,个人和社会均可以成为给付行政的对象。目前,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以及改良后的行政给付等行为手段的合理运用能够弥补我国在给付行政领域立法的不足,加速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     

论经济法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

根据法学自身规律和特征并借鉴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经济法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应主要由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产品质量和规范不正当广告等方面的部门法律制度构成。经济法的兼顾公平与效益这一核心原则在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中体现为维护公平竞争原则、保护弱者原则和规制成本合理原则。由以上原则决定,市场规制法律制度采用各种手段相结合的多维、综合的调整机制。市场规制法主体具有多边性和权利义务不对等性的特点,相应地,市场规制法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三种责任形式：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并且各主体的法律责任也体现出不一致性     

政务处分法规制我国行政垄断的适用性

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等行为属于行政垄断,它严重地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党和国家强调要加强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意在从法律层面上予以根除。但该法在实践过程中,却逐渐暴露出对行政垄断责任追究的执法权限配置不科学等问题,同时,学界针对完善行政垄断规制制度的研究与建议,又大多自限在反垄断法法域中,讨论热烈却没能解决问题。有鉴于此,为突破我国行政垄断规制建设的局限,完善其不科学的配置,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的适用来规制我国行政垄断的主张,分析了规制法理、规制思路、规制动力,分析了政务处分法的主体、行为、责任等具体规制制度对行政垄断的适用性,指出政务处分法承接了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行政规制思路,完成了纪律责任向法律责任的具体转变,整合党纪、监察、行政,形成合力,为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有力的法律适用基础与条件,并极具现实的生命力,从而阐明政务处分法在规制我国行政垄断方面具有特定的适用性。     

独具特质的“政府法治论”——《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简评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据以存在的观念基础与思想前提。政府法治论是源于本土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学说,其提出与论证也是不断得到证明的实践历程。《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突破了“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纷争的传统窠臼;形成了自洽性与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了法治主义维度下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回应了真实世界里的理论问题。     

和谐社会视角下法治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是树立法治理念,必须摒弃人治思想、树立法律信仰、强化程序意识;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是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提高立法质量、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严格行政执法,必须端正行政执法观念、转变行政执法职能、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完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建设法治政府的保障是完善监督机制,必须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内部监督和专门监督。     

苦难的美学意蕴——魏晋风度的中国式美学反思

对苦难的自觉意识本身就意味着个体的自觉与自由,苦难的形上意义也因此与美学相关联。魏晋南北朝个体苦难意识得以生成,苦难意识从＂类＂的政治、伦理向度向＂个体＂意义向度的裂变,使美学能够真正面对生命个体,实现了中国美学史上极为璀璨与光辉的一页。然而,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美学路径,随着封建帝国的大一统而出现了断裂,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承。我们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有必要正视美学的各种可能向度,还美学以真正的美学魅力。     

略论我国行政法的控权职能

现代行政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它的本质在于控制和约束政府的权力。我国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性质、政治体制和法制传统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行政法的作用也不能例外。特别是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我国更应该加强行政法控权这一职能，以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     

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合同与行政法治互动关系探讨

行政合同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是政府利用合同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合同的出现是政府职能的扩大对行政权机动性和行政手段多样性的内在要求,其在本质上并不违背行政法治,与"行政法治"是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推动着行政法治由形式意义向实质意义发展.同时,行政合同要受制于行政法治,而不是游离于法治之外.     

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

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行政法治的变迁史。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第二阶段是“职能转变”改革,在这一阶段,控权理念占据依法行政的核心要义,形塑了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法学体系;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第四阶段进入国家治理改革,补强民主正当性的实质法治路径受到青睐,新行政法学研究提上日程。历史发展的脉络表明公法研究必须深植本国背景。唯有理解当下并预判未来的政府定位,才能经由法释义学方法而发展出契合国情的行政法治。     

论法治视野下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之重构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我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当前,行政执法的权力型、运动型、趋利型特点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不相适应。公共行政由执行转向执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将会引起我国行政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重构我国行政执法的基础、运行方式、管理模式、保障机制是促进行政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     

香港行政法制的启示--香港法治行政的观察和联想

香港行政法制富有特色法律在规范和控制政府权力的同时有效地推动和支持着政府管理;特区行政以灵活方式实践法治,既恪守严格法治主义高度尊重社会自由,又克服僵化法治主义积极拓展人权内涵;严谨而宽容的立法将政府权力纳入法制框架内并容忍行政自由;程序法治建立和发展着行政与社会和市民的对等、对话和对抗机制,促进行政民主和公开;别具一格的香港申诉制度特别是申诉专员制度促成的行政合理建立起社会和市民对行政的认可和信任;英美法系式的司法审查制度维系着权力制约原则并在发展法治行政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香港行政法制的理念和实践对内地行政法制建设有深刻的启示.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