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意境审美范畴的历史演进

意象与意境是一对姐妹范畴,它们的生成、发展、渗透和演进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考察它们的演进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美学史的发展特点。1 “意象”作为一个独立美学范畴,合成在一起使用,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窥意象而运斤”。它的原始思想渊源实本于《易传·系辞》“立象以尽意”,系指卦象的制作及本质在“尽意”。古人把卦象视为人文之先,故刘勰《原道》云“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人文有别于日月山川天地自然之文,在于它是圣贤仰观俯察、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拟诸形容、象其物宜的产物,有主观神志意识存内,故构思时必先凝成意象,然后方能立象以尽意。刘勰正是依据此理,指出文学构思先是“神与物游”;及至两者交互为用,相与契合,始可“窥意象而运斤”,把观念形象物化为文学形象表达作者的情     

论苏轼词中的意象与理趣表达

“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所蕴含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质素。在诗歌中,凡是涉及到写景叙事等所有心曲的外在表现都可以用“意念”和“物象”的审美契合——意象来表达。正如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到“玄解之宰,寻声律以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可以说,诗歌以意象的存在而存在,也因意象的生发而升华到美的境界。     

刘勰艺术“意象”论说解

刘勰继承前代哲字和美学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全面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意象”这一艺术创造中的重要问题。“意象”论揭示了艺术创造的主客观统一的特征。刘勰从艺术创造的动态过程具体分析了“意象”的意义,艺术构思的结晶是“意象”的内在生成,语言对“意象”的物态化是“意象”的外在实现。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     

论曹禺剧作的意象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在一千四百年前,刘勰就写道:“窥意象而运斤”.七百年前,胡应麟也写过:“古诗之妙,专术意象”.在刘勰以后约一千三百年,胡应麟以后约六百年;在西方,在英美诗坛上,涌现出了一批不满其固有传统的青年,他们把眼光转向东方,从中国古诗(还有日本俳句)中,发现新大陆似地发现了意象,于是争相介绍、大力研究,一时蔚为风气,这就影响到他们写出了一批与其传统大相径庭的、富有新鲜气息的“新诗”.这一过程,孕育培养了独步一时而又影响深远的“意象     

诗与兴——兼论中西想象论的异同

想象是一种神妙的精神活动 中国杰出的文论家刘勰在堪与亚里斯多德《诗学》嫓美的《文心雕龙》中,曾把超越时空的艺术想象称为神妙的精神活动——神思。但我以为,艺术想象的神妙性不仅在于它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超越身观限制;“而且在于它一旦飞腾到“物我同一”的理想境界,就会热情沸腾,灵感闪光,促使意象升华,并外化为情采相济的语言艺术,诱发读者的情思。这样,由灵感催化的意象才不会僵死纸上,而是以强烈的感发力推动广大读者     

宗经的生命意识创造风骨的审美意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美学生命探微

刘勰倾注其毕生的追求与思索而创作的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正是其美学生命的显现。刘勰将其在独特的人生旅途中获得的生命意识贯穿于《文心雕龙》的文道论、创作论、鉴赏批评论和文体论之中。其中，在“论文叙笔”的文体论中，刘勰以宗经、溯源、矫讹、趣新的生命意识创造了风矩骨采、金相玉式的审美意象。     

《文心雕龙·神思》创作要义新绎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是一篇专论艺术构思与想象的著名论文。其“神与物游”说,实即形象地阐明了“心物交融”的过程,开启了形象思维理论的先声;而形象思维的结晶便是“意象”,即“人心营造之象”,作者要像“窥意象而运斤”的“独照之匠”那样,迅摄意象,运笔于纸。而意象的酝酿与定型,其必不可少的前提又“贵在虚静”。“虚静”是对创作之前的作者必须保持境静与心静的双重要求。     

审美形而上学的开拓之路——试析康德的“崇高论美学”

康德的“崇高的分析”是其美学体系的理论支点之一,它的意义在于为康德美学从现象到本体、从审美到道德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机制,以崇高为转折点,审美判断力从日常生活的自由和谐、从外在形式转向人类的深层理性,完成了向“完整意义上的主体性”的迁移。本文通过与康德以前的崇高理论的对比,并联系“自然与人”的哲学基本命题,认为康德的“崇高论美学“是其“哥白尼式革命”的一面旗帜,它凝聚着康德探寻审美认识论向审美本体论的历史转变、进而走向“人是最后的目的”的人类学追求。     

诗歌“意象”的类型和征特

意象,是中外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诗歌中的细胞,理解它的内蕴和功能对欣赏诗歌和诗歌创作都大有益处.“意象”一词,最早出自《易传·系辞(上)》:“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王弼注:“夫象者,出意者也”.象是意的寄托、喻借物.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窥意象而运斤.”明确地将意与象组合成一个词语,并在审美范畴中应用.对意象的艺术特点作了更明确说明的是今传王昌龄所著的《诗格》.他说:“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认为意象是一种主客融合的产物.中国古人对意象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国的古诗因形式的限制.追求含蓄的意境,使得它们从一开始就自觉达到了“意象欲出,造化已奇”的境界.     

意象的产生及其语义转换

意象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 ,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意象一词产生于先秦两汉 ,从“象”到“意象” ,主要是在哲学范畴内的讨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将“意象”引入文学范畴 ,主要是指文学构思中诗人主观情感与客观对象交融后 ,产生于作者脑海中的艺术形象 ;大约从明代开始 ,对“意象”的阐述逐渐接近现代含义 ,即指通过作者审美思维创造出来的 ,融会了主体意趣的艺术形象     

康德美学背景中的成仿吾文艺批评观

成仿吾以康德美学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本体论上,他以康德哲学认识论解释“客观”、“自我”等概念,指出文艺批评是“自我”的表现;在文艺批评建设论上,他提倡以“反省”的方法,借助“合目的性”概念,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方法论上,他提出了以“同情”为批评方法和批评态度;在文艺批评对象论上,他从康德哲学关于“美的艺术”理论出发,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在于作品的能引起想象力和知性协调自由运动的“论理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总之,在康德美学背景下进行观照,成仿吾文艺批评观体现出相当的严谨性和理论深度。     

试论康德美学的“半现象学性质”

从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对比研究中,本文指出康德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先验反思”的现象学性质。在康德之前,西方美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绝对对立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美学以一套“准现象学方法”给予了前康德美学中主客二分的自然主义立场以巨大颠覆。然而从根本上看,康德又只是属于传统的,康德美学只具有“半现象学”性质,康德超越自然主义的立场与胡塞尔现象学相比是极不彻底的。以现象学为视角,本文批判地指出：一方面,康德对于审美判断之中介性的确认,表明他并没有达到现象学关于意识的始源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康德对于审美二律背反的解决及其暴露出的二元论哲学的内在矛盾,又表明他没有达到现象学关于主客不分的观点     

论意象

关于诗歌美学中的重大命题——意象，刘勰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以完整概念使诗歌表现领域从直接抒情扩大到间接抒情，表现方法走向形象化；庞德、沃伦等提出“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的意象界定标准，而运用意象的手法则可以是隐喻、象征或其他。中西诗歌理论对意象的阐释不同，但又互补、相通，认真对比研究，于诗美创造颇具有意义。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自由概念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并没有抓住自由的本质,因为他把自由与因果性的本原关系给搞反了。海德格尔的批判包含三个环节：他将因果性范畴与其经验性的运用混为一谈,从而将本与时间无涉的因果性范畴转变成一个具有内在时间性特征的概念;他篡改了康德的超验的自由理念,将其与先验自由混为一谈,进而取消了康德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所作的重要区分;他通过对康德的“理性事实”的发挥,将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在人的经验性意识给“统一”了起来,进而将具有“自我立法”功能的实践自由转变成他所谓的“存在的自由”,即“让—存在”。海德格尔与康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自由之主体的角度而后者是从“能力”的角度来规定自由概念。前者的优势在于它似乎可以从“存在”的层面为人的自由奠基,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它可适用于任何自由主体的自由。     

“意象诗”与“意境诗”刍议

中国传统诗学贵意象.早于六朝时期,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中,就率先揭橥了意象的概念,说“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并认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他用《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典故,说明作家创作时务必依据自己头脑里的形象挥笔写作,正象轮扁斫轮时总是依凭脑中车轮的形象操作一样.“窥意象而运斤”,作家的构思、创作离不开意象;所以有人提出,诗歌的创作过程是“意象思维”过程.     

略论刘勰司空图严羽"尚简"诗学的差异

“尚简”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原则。刘勰、司空图、严羽都非常重视“简”的诗学意义,都强调诗应该“言约意丰”。三人“尚简”诗学的不同处在于:刘勰看重意义表达的“简约”,强调以非常简单、简省的语体形式(包括词汇、语篇、体制等)包含非常丰富的意义。司空图、严羽则重视意味和意兴的“简要”,认为诗之极至在于传达超理性、超语言的意味和意兴。     

略论康德认识论的积极因素

<正> 多年来,人们一提到康德哲学,就简单地断言那是唯心主义、二元论和不可知论。诚然,如果从康德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满足于这种说法?康德哲学对人类认识史的发展到底有没有起过有益的作用?当然人们也肯定过,康德承认“物自体”的存在,是他的哲学的唯物主义成分;康德关于“二律背反”的学说中,包含着辩证法思想。但问题在于,康德哲学中的积极因素是不是仅仅限于这些?认识论理论是康德哲学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想就这个范围对康德思想的积极因素作一初步探索。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浅谈《纯粹理性批判》之"综合"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综合是一个关键性的范畴,它决定了先天和后天的知识如何统一成为具体的、可以被认识的 知识。因此,理解“综合”的范畴,对于我们把握康德哲学的认识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的任务就在于论述“综合”在于 人的表象能力,而不在于对象,这充分表现了康德哲学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