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戏《赵氏孤儿记》的重要价值及版本源流

南戏《赵氏孤儿记》产生于元代后朝,是以元刊本杂剧《赵氏孤儿》为参照写定的。今存较完整的富春堂本、世德堂本《赵氏孤儿记》是从南戏向传奇过渡中的作品,这一点可以从其剧名和结构特点上看出。在今存赵氏孤儿报仇故事的几种南戏和传奇版本中,其出现的先后次序是:《九宫正始》收《赵氏孤儿》本、《风月锦囊》载《大全孤儿》本、富春堂本、世德堂本、传奇《八义记》。这些版本按其承继关系又可分为两个系统。     

《山海经》的性质与成书

《山海经》是一部先有图册,后有文字的著作。商周时代的职方氏是《山海经图册》最早的绘制者,训方氏则是《山海经》释图性文字的最早著作者。从最初的来源、作用乃至具体的文字结构上看,《山海经》应该是一部由宫廷传播开来的具有地理性质的释图类著作。《山海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它大致属于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载大多为先秦时期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掌故或对天下地理的普遍认识,其中多有对于出铁之山的记载,同时充斥着大量的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思想,因此,《山海经》既非成书于夏代,也非秦汉以后的著作,其大致当是产生于商周至于春秋、战国时代。     

孤本传奇《八义记》与明代“赵氏孤儿”改本戏文

“赵氏孤儿”戏文是明代剧坛上流传甚广的经典剧目，有富春堂、世德堂、汲古阁等多家坊刻改本流传于世，杭州人徐元的《八义记》亦是其中一种。然清初至今，诸家曲目著录此剧多有讹误。最近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继志斋本《八义记》的再发现与回传，表明继志斋本即徐元所作。徐本与明代富春堂本、汲古阁本在主旨、情节和文词上都存在较大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文人化倾向。徐本的存在，不仅补上了南戏《赵氏孤儿记》向文人传奇《八义记》演进的关键一环，而且和其他三种明代坊刻“赵氏孤儿”所组成的文本群，成为再认知明代改本戏文形态和性质的代表文献。     

李垕事迹钩沉及其诗文辑考

李垕,南宋史学家李焘次子。关于其生平,《宋史》无传,只有零星记载,加之兄弟众多,后世所载多有混淆。其少年才俊,曾获虞允文推荐,后中贤良方正能直言科,官至著作郎,罢官后,奉祀归蜀后卒。关于其诗文,由于流传不广,大多已亡佚,诗歌目前仅存一联,《全宋诗》漏收;文章方面,《全宋文》辑有七篇,《群书考索续集》尚有三篇,多为贺启或关于家国之事之议论。     

勤于家世版本梳理,致力建设性贡献:赵冈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五

赵冈的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红学代表著作《红楼梦新探》(增订本《红楼梦研究新编》)《红楼梦论集》之中。从这些研红著作中可见,赵冈的红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曹雪芹家世生平以及版本考证两个方面。赵冈勤于搜集版本,详于比较文字,且时有新发现,其整理文献的系统性远胜于同期港台及海外红学学人,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契嵩《嘉祐集》《治平集》以及《论原》考论

契嵩曾自编《嘉祐集》《治平集》,然二集编纂时间不详,其内容在陈舜俞、释怀悟描述中则相反.契嵩曾寄王存《答王正仲秘书书》,中涉《嘉祐集》.考王存当时官职、任所,可知《嘉祐集》编成在治平三年以前.又,综合契嵩、惠洪、怀悟关于《嘉祐集》内容之描述,可知陈舜俞之说为误.《论原》为契嵩作品中重要系列,然其名不见于契嵩文章中,而其编纂时间亦不详.今考怀悟相关论说,结合契嵩与韩琦书信,并分析《论原》内容,可知《论原》为契嵩自编、自名,而编成时间在嘉祐七年以后.《论原》为《嘉祐集》之部分,故知二者成集当在嘉祐七年至治平三年之间.     

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西方传播案例解析——以《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为例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其中经典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也不乏许多优秀作品为欧美国家所接受,并广为流传。其中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便是纪君祥《赵氏孤儿》在西方传播过程中的代表作品之一。通过探究伏尔泰《中国孤儿》对《赵氏孤儿》再创作原因,梳理出文化传播和流变的规律,探索出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传播过程中需要针对读者的文化水平及文化传统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其读者需求,更好的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甘肃历代《诗》《书》类古籍文献题录

根据有关文献著录,古代甘肃学者、作家有两千多人,著述典籍三千余种.由于科举取士,甘肃学者普遍研习经学,在《诗经》《尚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除大量论札之外,有文献记述的《诗经》类著作14种、《尚书》类著作8种,大体反映了甘肃地区在《诗》《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     

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重要的《毛诗》名物训诂之作,但至今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齐民要术》、《经典释文》、《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此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献为基础,探索这些引文之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文本编纂形态问题。诸文献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并非一书。《齐民要术》、《艺文类聚》等书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是经传笺疏合钞本,而“陆机《毛诗疏义》”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均为单疏本。“陆《疏》”辗转钞存于各种《毛诗》义疏、类书、农书等著作中,各种抄写系统相互影响,已经很难以“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去辨析其文字了。     

《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中的复仇解读

《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两部作品的主题虽然同为复仇,可是复仇的内涵以及复仇执行者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并且复仇之后的哈姆雷特和赵武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故对两部作品中的复仇进行解读,记录下由复仇引发的思考,希望能对《哈姆雷特》及《赵氏孤儿》故事的研究献上绵薄之力。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西台恸哭 实恸故宋——《西台恸哭记》的思想内涵探微

谢翱是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诗人，人品诗品俱佳，《四库总目提要》称其“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值国家兴亡之际，谢翱尽倾家资，弃笔从戎，投奔文天祥，随文转战各地。宋亡后，谢翱遇名台必哭祭文天祥。其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是追悼文天祥的感天动地之文，融注着对故宋的坚贞和忠诚。谢翱恸文天祥壮志未酬、为国捐躯，究其根本，则是恸宋朝沦亡、故国不再。他对丈天祥的感情，实质上是对宋室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感情。     

《皇极声音文字通》简述

<皇极声音文字通>是明代初年的一部音韵学著作,它因袭了<声音唱和图>的框架,但又突破这种格局的束缚,按实际语音来分类列字,保留了明代初年吴方言许多重要的语音材料,在语音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文子》与郭店楚简

《文子》与郭店楚简的道儒两家文献都有密切关系。在道家有《老子》、《太一生水》 ,在儒家有《五行》、《成之闻之》 ,其中一些是久已失传或不见于载籍的古佚书。《文子》与这两方面都存在着联系 ,体现了以道合儒 ,兼采百家的融合互补模式。     

《太一生水》辨

通过对《太一生水》所涉及的范畴如太一,神明,水的辨析以及该文与战国时期的相关文献如《黄帝四经》、《文子》等的比较,以具体的史料,否定了此前以为该文是“孔孟之间”春秋战国之际、“出自关尹一派”或“出自老子”的诸种说法,论证了该文是战国中后期楚国黄老道家的作品。     

《说文广义》与《说文解字注》中的词义引申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说文广义》首次以专著形式研究词义引申。其词义的注释方法、体例和所用术语都与《说文解字注》有诸多相似,关于词义引申规律的论述,二者也所见略同。鉴于《说文广义》在词义引申理论及方法上的创见,语言学界应将之纳入汉语史并确立其应有地位。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方言笺疏》校勘评议

本文从校勘方法、校勘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启示等方面,对清钱绎、钱侗《方言筹疏》的校勘作了评议。文章认为,在校勘方法中,钱氏依据字形、字音、文义,对汉扬雄《方言》的各种传本及后代研究《方言》的著作进行了校理。钱氏在校理过程中,指出了古往的一些特点和古人行文的一些体例,并阐释了一些古代文化词语。但钱氏的校理有时主观武断,有时漏掉了前人的一些精彩之说。尽管如此,钱氏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及训估学均有一定价值。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